陈晓旭最后为大家唱了一首——“三百六十五里路”。一曲唱罢，没有世俗的掌声，众人皆应“阿弥陀佛”。
众人皆应“阿弥陀佛”
3月10日，正在融雪的长春异常寒冷。
看门人对很多千里迢迢跑来看陈晓旭的人感到费解。“在这里修行的都是佛弟子，没有什么分别。你们俗世的人崇拜明星，在我们眼里这些太渺小，我们只崇拜佛。”
这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寺院，环境的确算不上清雅。周围农田散发着肥料的气味，一条浑水正在寺院一旁奔流，50米开外两个巨大的烟囱吞云吐雾。看上去有些突兀的寺院和这些世俗景象混合在一起，透露着混沌的气息。
如果一切不变，陈晓旭的余生就将在这里度过。
18岁时陈晓旭就已经表现出了她对现代生活的疏离感。她年轻时的空灵和忧伤和林黛玉同为一体。《红楼梦》拍摄结束之后，陈晓旭经历了一段迷茫期，在演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最终转向商业。
人性的复杂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生动，她爱好古典，又有经济头脑；她腼腆孤傲，却敢冒风险；她看重精神，又驰骋俗世。影迷在为她而建的论坛上调查：你认为陈晓旭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还是成功的商人？有人答，一个难以捉摸的人。
外界无法了解她兴趣转移的动力。她自己说过，身为家中长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熟悉她的朋友说，“作为来北京创业的外乡人，她功利过，物质第一过。” 她的住所从方庄到了王府别墅，网上流传着她住宅的图片，那种世俗奢华的风格很难让人把其主人与林黛玉做任何的联想。
在商业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她重新陷入寻找生命本源的苦闷当中。
3月10日，透过百国兴隆寺的门缝，在呼呼的大风里，一位寺内的女居士平静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大年三十的晚上，陈晓旭对全寺的修行者说，“我要出家了。20年前那个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已经死了。”
那个晚上，陈晓旭还告诉寺里所有人，“我去年得了癌”。她最后为大家唱了一首——“三百六十五里路”。一曲唱罢，没有世俗的掌声，众人皆应“阿弥陀佛”。
她本来要走得更早，但家里人不放，“她给丈夫和孩子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王老师哪去了？
□本报记者 赵 凌
2003年的一天，王老师办完辞职手续后悄悄离开了学校。自17岁考入这所著名学府，在这个校园里她度过了24年。
央视《今日说法》开播以来，作为民商法方面的专家，她是被邀请最多的嘉宾。当她离开之后，有不少观众在网上问，“王老师哪去了？”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出家，是王老师笃信佛教的结果。
她从不避讳自己佛教徒的身份，她还曾在公开的讲座中比较民法和佛法。在开场白中她说——民法博大精深，佛法无边，我把这两个东西搁在一块儿，真怕亵渎了民法，玷污了佛法，我如果说得不好，请大家不要怪我。
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去观察法律时，她的境界就已经变了。她说在学民法的过程中，感触有四点，一是民法的法律主体的平等与佛法的众生平等，二是民法中的自由与佛法的解脱或涅槃的相近，三是民法中的诚实信用与佛法中的博爱的相近，四是商法的赢利与佛法中的自利、利他的联系。
作为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信仰又加剧了她的道德感。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学生回忆，有一次咨询票据方面的问题，王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解释完之后，她突然想到，这好像不属于检察院的工作范畴。当她得知学生是为经商的朋友帮忙时，不悦之情马上写在了脸上。
一位知情的同事说，她本来要走得更早，但家里人不放，“她给丈夫和孩子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她被认为拥有一个平稳的家庭，丈夫也是大学教授，儿子很听话。据说，离开的那天是她丈夫把她送到了机场。
她连续几年都被学生们评为最喜欢的老师。她教学生如何把烦恼放下，自己却也常常深受烦恼的困扰。“我有一次打官司，打输了，我一气之下想剃头算了，但师父说，你这样就高兴吗？你以后光着头，怎么打官司呢？我一想也对，国家培养了我，我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能不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们法律人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有能力为社会作点贡献。”
然而，她最终还是剃了头。曾经有人在五台山见到过她，说她目光清亮。
（应有关人士要求，本文主角为化名）
佛教本身僵化的东西也加剧了和现代人的距离。佛教的改变是滞后的，它不当机。到了后来变得越来越远离社会人生。佛教的根本性是不能变的。需要变的就是让佛教精神跟这个社会融通。
女性出家要比男性克服更大的困难。佛教中关于比丘尼（指女性出家人——记者注）的戒律更多更严苛，女性还有很多自身生理上的特点。真正出家修行的寺院生活非常艰苦。尽管如此，比起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还是幸福的。
信仰在中国一直是模糊的，信仰层面的断裂非常严重。大多数人在填表时，宗教信仰一栏都是空白。在整个世界60亿人口中，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数。
这十年佛教普及非常快。更重要的，信仰佛教的人群在发生变化，以前是些老太太，现在知识分子，白领还有官员都在进入。
不过，整个社会一直对佛教的了解有限，人们对出家人的偏见也存在。
说佛教悲观厌世、信仰者独善其身，这是对佛教的长期误解。所以我们会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出家？是不是受到什么感情的挫折或者人生的打击？但对佛教来说，当然不是这回事。出家实际是你要立下特别大的誓愿，去积极面对人生，解脱人生。如果一个人悲观厌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意志力和信心去修行，去解脱生死，不仅自己解脱，还要教大家去解脱。所以说，信佛实际上是一个最积极的追求。
为什么会出现对佛教的误解呢？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在官场得意的时候信奉儒家积极入世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旦失意或者没有碰到明君，就遁入空门。特别是到了宋明以后，佛门出现堕落，变成了做经忏超度亡灵赚死人钱的地方，佛门的很多规矩和戒律被人败坏。
佛教本身僵化的东西也加剧了和现代人的距离。佛教的改变是滞后的，它不当机。到了后来变得越来越远离社会人生。佛教的根本性是不能变的。需要变的就是让佛教精神跟这个社会融通。
在本土宗教中，佛教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张”，但正是这种“不近人情”，使它作为另一种人生图式的意义更加显明，使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得到的凸显更加充分，因此对心灵的慰藉也更加强烈。
“不近人情”才凸显神性
在本土宗教中，佛教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张”，但正是这种“不近人情”，使它作为另一种人生图式的意义更加显明，使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得到的凸显更加充分，因此对心灵的慰藉也更加强烈。今天谈改革，主要似乎不应该在如何世俗化上做文章吧？
作为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对最近的名人出家事件，我想到的主要有三点：首先，提醒作用：今天的世界太过于物质化了，名和利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它还有一个精神的层面，值得每一个人思考面对。
其次，它促进了社会对佛教的关注。唐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三教合一的说法，因为世界的问题很多，各种文化各有所长。这些传统在近代以来都可以说处于衰颓之中，这既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
最后，古代乃至民国时期都有不少学识和修为上极富造诣的大德高僧，这几十年就很少了。我相信一些所谓精英性质的人员走进佛门，对佛教本身的发展提高应该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又开始回归自己的常态，各种文化又开始呈现复兴之势。出家到底是“出家”还是“回家”，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作出的选择就不一样。究竟是选择在家当居士还是削发为僧尼或者偶尔吃素，就跟究竟是信上帝还是拜关公一样取决于各自境遇因缘，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才能解脱。禅宗说，平常心是道，我觉得就挺好。
来源：南方周末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