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侵伊美国女兵遭受“双重打击”

　　不管世人如何评价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它给伊拉克人民和美国自身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在侵伊美军中有1/10是女性，战争使大量女兵遭受和面临着军中性创伤和战斗创伤的“双重打击”。美国《纽约时报》18日就此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女人的战争》，要点如下：

　　2006年1月9日那个周一的上午，21岁的陆军专业人员苏珊娜·斯威夫特不假离营。

她所属的来自刘易斯堡的第54军警连两天后就要开赴伊拉克。斯威夫特和她所在的排离家已快一年，2005年2月刚刚完成了12个月的海外值勤，现在又听说即将去巴格达，看管一个拘留中心。整装待发的该连130名士兵放假一天，去跟他们与需要告别的人说再见。那个周一上午7点钟，当他们身着军装，队列集合时，斯威夫特不在其中。

　　斯威夫特后来说，她非常想去伊拉克。但是，在部队开拔之前的几周里，她的情绪越来越紧张。她暴躁易怒，夜晚难以入睡，动辙就跟朋友干仗，而且喝酒无度。我去年夏天去华盛顿州看她时，她对我说：“我经常有些精神恍惚，但我也准备出发。当时的感觉是‘没事，我能去。’”

　　被迫逃离

　　然而，在部队即将出发之前的那个周末，她开车去了俄勒冈州尤金故乡，去看妈妈和三个弟弟妹妹。星期日夜里，一念之差，使她决定脱逃。

　　在未去报到之后的两天里，斯威夫特不断看到她的长官给她手机打来的电话。他们留下的信息既有关心，也有一些愤怒。对于那些电话她是只听不回。后来，电话铃突然中断。54军警连动身去了伊拉克。斯威夫特说，当时她知道她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

　　那个冬天，斯威夫特一直躲在俄勒冈州一个海边小镇，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不知道陆军是否正在找她。她对我说：“我把银行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不敢用信用卡，怕他们发现我的下落。我整天提心吊胆。”在她母亲的劝说下，她最后每周去一趟尤金看心理医生。去年4月，她终于回了家。6月11日夜晚，两名地方警察敲门入室，发现了斯威夫特，当时她正在同19岁的妹妹一起涂脚指甲油。铐上了手铐，她被带到县监狱，关了两天，又押回刘易斯堡。那里的军官说要指控她不假离营。

　　潜在危险

　　军队里处理不假离营的士兵已有定例——大多数都是立即由军事法庭审判，如果宣布有罪，军阶降级，还要在军事监狱服刑。但苏珊娜·斯威夫特的情况似乎引起了一系列不寻常的问题。她告诉陆军的调查人员，她所以不去报到，是因为她在军中，一直不断受到三名上司的性骚扰：最早从科威特开始；在伊拉克的大部分时间也无法幸免；返回刘易斯堡后仍无法脱身。她还说自己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那是极度紧张造成的非常伤人的症状。它可使人精神抑郁、失眠或“感觉不断受到威胁”，此外还有其他多种病症。

　　斯威夫特的紧张并非单纯战争造成的后果，也并非单纯上述骚扰所致。她对调查者说，那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在给调查者的书面陈述中，斯威夫特说，在她来到伊拉克的头两个月中，她在卡尔巴拉之外的营地几乎每天都受到迫击炮的袭击。她说，她经常一连值勤16小时，经历了连里一名士兵死于友军火力的事故，还有一位好友被汽车炸弹炸伤。

　　不管你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如何，这都是一场混乱的战争，面临极大压力的女性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迄今为止，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女兵超过16万人，而参加越战的女兵只有7500人，20世纪90年代初奔赴海湾战争的是4.1万人。如今，驻伊拉克美军中有1/10是女性。

　　在美国，关于战争对女兵精神的特别影响几乎没有做过大规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进行的越战老兵调整情况调查表明，1/4以上的越战女兵后来出现过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女兵大多是护士。陆军的数据显示，在美军部署到海湾战争两年以后，在调查的女兵样本中，16%达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而男性的这个比例为8%。

　　全国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在波士顿的一位负责人帕特里夏·雷西克说，她担心伊拉克战争会使大量女性面临军中性创伤和战斗创伤“双重打击”的潜在危险。

　　巨大压力

　　许多女兵告诉我，为了打破女性不适于在战区服役的成见，她们不得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并抑制情感的流露，这让她们面临很大压力。战区的女性之间似乎也很难结成亲密的友谊：大多数女兵说，部署在海外时，她们会避免与其他女兵交朋友，部分原因是选择的余地较少，部分原因在于有密友会成为笑柄。

　　应该指出，有些女兵表示跟男兵在一起感觉很轻松，因为男兵对她们彬彬有礼。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在预备部队和卫生部队里最普遍，这些部队的性别比例往往更加协调。

　　皮克特的情况不是这样。她是2003年初到达伊拉克的。她说，她19岁时随部队到尼加拉瓜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曾遭到性侵犯。我去年12月与她通电话时，她回忆说当时很害怕，不敢报告，因为施暴者就是她的上级军官。皮克特在伊拉克呆了11个月，大部分时间驻扎在提克里特郊外，她所在的连有140名男兵、19名女兵。皮克特说男兵们经常随意谈论她胸部的大小或讲一些性笑话。她还经常在卫生间和公共场所看到黄色杂志。皮克特告诉我：“没有一分一秒的解脱。在那里，我每时每刻都是少数派。连10分钟放放松、甚至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人就需要发泄。”

　　皮克特回忆说，2003年的一个秋夜，她的部队遭到了迫击炮的袭击。作为一名战斗救生员，她那一晚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靠手电筒照顾伤病员。后来，她的头脑中反复出现那天晚上的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希望我在那天晚上死去。”皮克特说在她返回威斯康星的家中以后，她的身体机能出了问题———不能入睡也无法集中精神。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呆了好几天，不跟任何人讲话。回国一年后，皮克特被正式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她说这源于战争、性骚扰和此前性侵犯所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