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水日。水，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自古以来，北京就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因为缺水，诞生了“水三儿”这一特殊行业，直到自来水逐渐普及。回顾这段历史，更加体会到北京的水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滴水。
一半以上胡同有井明清乃至民国年间，北京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由井中汲取。据清朝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一半以上的胡同有井。那时，北京的井分为两类。一类为“官井”，即归地面官署管辖、公共汲水的井，其中许多井是以水质或井形而得名。如“甜水并”、“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等等。另一类为“私井”，即一些官吏、贵族、富商在自己家门口或院子里打的并，这大都以姓氏命名。如“赵家井”、“章家井”、“丁家井”、“牟家井”等等。除此，私井还包括菜园及庙宇内的井。从水夫到井窝子起先，各家各户在官井汲水，自用自汲。后来，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雇人专门给他们挑水。私井的井主也都是雇人挑水。于是，北京便有了专门挑水的水夫。老北京的水夫，在明朝时，多为山西人。明末史弱翁《旧京遗事》记载：“京师担水人，皆山西客户，虽诗礼之家，担水人皆得窥其室。”水夫若能承欢其主，必被视为心腹。所以，当时山西籍水夫的势力很大。后来清兵打入北京，山西籍水夫势力以此大衰，取而代之的便是山东籍水夫。由于水夫们长期在一口井上给雇主挑水，久而久之，也就包揽了这一条胡同以及这一方各胡同人家的用水。因此，这口井，就被水夫把持了。于是，他便招人来挑水，自己就成了这口官井的井主。私井的井主也都允许邻居来汲水，以便收取“井租”，但为井主挑水的水夫，依仗井主的权势，往往不让邻居们自汲，而是招人给送，以此赚钱。这样老北京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生意——“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这些最早的山东籍水夫，则成了这一“井窝子”的掌柜。
北京王府古井 ＩＣ／供图
井窝子生意兴隆井窝子的掌柜，往往由把持一口井，发展为把持一条水道。老北京的东西南北城，分为若干条水道，每一水道都有一掌柜经营，指挥水夫，向本水道内的住户和店铺送水，掌柜称水夫为伙计。那时，井窝子的生意很兴隆。这是因为北京的井虽多，但不少井水发苦，无法食用，就连漂洗衣服都不好。因此，皇宫每日都派人用车从玉泉山运泉水，而不少居民也不得不舍近求远，到甜水井买甜水。买甜水，当然不是指提个桶去买，而是由井窝子的水夫送到家中，倒进缸里。所以清朝得硕亭《草珠一串》中有一首竹枝词写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送水生意有“猫腻”每天清晨六七点钟，水夫们就推着水车，按路线把水送到主顾家。到了主顾家门口，水夫放下车子，拿起扁担，用扁担的铁钩子，将两个小水桶分别钩放在大木桶两边，一拔塞头，水即流出，两桶一起装满，塞好塞头，将水挑到主顾的厨房，倒进缸中。日常用水，有包月和零挑两种。一般的店铺和大户人家习惯用包月。包月，就是讲好是按日送水一次，还是间日一次，不管所倒入缸里的水是多是少，按月给与说定的水费。按规矩，都是月初先付钱，后送水。零挑，就是按挑给钱，一般人家多喜欢零挑。有时一天一算，或二三天一算。水夫们记账的方法极为有趣，他们用尖利的小石块，在主顾家门旁的砖墙上画若干道的印儿，别人瞧着，一点也不懂，而他们自己却是一目了然。水夫挑水的水桶，看着很大，其实桶底安得很高，这样就减少了容量，再加上往往不肯将水盛满，所以一挑两桶的实际水量就更少了。为此，时常会引起吃水主与水夫的争吵。
北京孔庙古井 ＩＣ／供图
“水三儿”的由来水夫们挣到的钱，先要交给掌柜。掌柜与伙计是“三七开”，即伙计得三成，掌柜得七成，所以水夫又被称为“水三儿”。掌柜的规定伙计每天必须挑多少家水，才算完成任务。某户包月，某户零挑，伙计也必须事先向掌柜的说明，经掌柜的认可后，才能挑水。至于掌柜给伙计的待遇，就是按月付与工资，吃住与挑水的扁担、水桶、水车等工具，统由柜上供给。水夫们每年的额外收入，就是“节钱”。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水夫可向主顾索取节钱。尤其是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日间，水夫第一次给主顾挑水，将水倒入缸里后，必向主顾道些“恭喜发财”一类的吉祥话，主人便取出铜元数枚，投入水夫的水桶内，在水夫的行话里，把每年农历正月的第一次送水，叫做“送元宝”。吃水主收到“元宝”后，岂能叫水夫们空回，必用几枚铜元压桶，以求得吉祥如意。水夫们利用人的这种心理，略为自己增加点收入，何况一年仅有两三次，也就不可责备了。自来水最初只通到街头1910年3月（宣统年间），北京有了自来水。这是民间集资，聘请德国技师在东直门建立水厂，铺设水管，自东直门、北新桥，往南至东单，往西至鼓楼。当时用户极少。初办自来水时，不可能一下子铺设更长线路的水管通到各用户，而且也考虑到水夫的生活出路，于是街头装上几个水龙头，让井窝子的人管理出售。一个时期，推水车送水的水夫，也送自来水了。进入20世纪20年代，自来水渐次增多，威胁着水夫的职业。因此，水夫与自来水公司的纠纷事件时有发生。1925年初，自来水公司涨价，惹起水夫不满。从此不再送自来水。罢工打击自来水1926年6月7日，一郑姓水夫挑水进入前门外精忠庙路西信记玻璃铺，见有许多工人安自来水管，便大说自来水不好，将自来水公司工人黄某激怒，与郑论争。郑用扁担大打出手，致使双方互击。双方被带到警察局。井业公会认为这是打击自来水公司的极好机会，就利用这一事件，发动了全体水夫大罢工。井业公会向警察厅及市政公所等处发出公函，报告自来水不洁等种种害处，请求严加取缔，或暂令自来水公司停止经营，而北京用水全部由水井负担供给，否则绝不开工。警察厅接到公函后，没有答应井业公会的要求，而是命令井业各家，即日送水，否则严办。井业公会罢工不成，便作出增加水价的决定：每担水增价二枚。9日，水夫复工。当局查清水夫复工的原因，便令水夫不准复增水价，仍按每担三枚出售。水夫与自来水相互妥协1928年8月21日，自来水工人在马神庙一带安装水管，水夫上前阻止。警察将水夫逮捕，后送法院起诉。法院迟迟不能结案。其原因就是，自来水公司推广自来水，有利于市政建设，本不应受到水夫的阻挠；但由于自来水的增多，使万余名水夫面临改业谋生，实属问题重大。四个月后，经总商会、社会局、公安局调解，提出为救济水夫失业起见，由自来水公司出资，每户贴洋三十元。井业公会便去自来水公司交涉，但自来水公司推脱等待，不予贴洋。致使问题仍没有解决。直到1929年8月15日，《益世报》披露自来水公司股东会报告，本年“支出水夫匠役工食洋三万二千三百三十五元七角”。20世纪30年代以后，自来水逐渐普及，井窝子的生意日趋冷落，直至最后消失，“水三儿”这一职业也成为北京的历史往事。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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