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路旁边的这块绿化带，三年来，流浪汉和当地居民在各自的地盘活动，互不干涉。
今天是这一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在昨天的报道出街后，电话不断打来，有的想给茹迈华提供一份工作，有的想给贫病中的这家人送点生活用品。这一刻我们又深深感到了这个城市中流淌的温情。
文／本报记者柯学东、李颖、杜安娜、廖杰华
图／本报记者骆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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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对流浪者帮扶和救助的人群正越来越大，有政府，有义工组织，还有作为个体的市民。
冬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带着食品、带着棉被衣物，去街道寻找流浪者。政府还专门买火票，免费送流浪乞讨人员回家，为了火车票不被转卖，在车票上印上“救助专票不得退卖”。义工的队伍里还有了一些具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的专业人士。市民们也在努力，在大德路就有一位老大爷给不同的流浪者送被子。
在广州百货大楼新翼北侧的绿化带，一个不足500平方米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几十个流浪汉在这里睡觉、聊天和打牌，从清晨到夜晚，从不间断。自这个绿化带3年前建成以来，这里便成了流浪汉的天堂。与流浪汉口中的“大公园”——人民公园相比，流浪人员喜欢把它叫做“小公园”。
类似的流浪者公园，在广州还有很多很多，人民公园、一德路、海珠广场、状元坊，甚至包括珠江新城的一些工地。“只要是免费的公共场所，都会有流浪者的身影”，在广州流浪了6年的“老李”总结说。
这个“流浪公园”浓缩了流浪者所有的生活。
关于“小公园”
“小公园”是流浪汉相聚的地方。天一黑，他们四散到周围各个小巷的屋檐下。天一亮，又像蚂蚁搬家一样，缓缓地来到公园，每天都是如此。
“小公园”原本是周围的居民休闲、健身的地方。不过，当地居民到这里时，都会习惯坐在公园一侧的两排水泥凳上，因为另外一侧是流浪汉的势力范围。三年来，流浪汉和当地居民在各自的地盘活动，互不干涉。
“胡子”是“小公园”的常客，就睡在北京路大佛古寺门前，30几岁的大男人，因为几个星期不洗澡，不刮脸，胡子拉碴的，一起流浪的人都叫他“胡子”。“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河北的，再要我说具体地方，我只能说假话了。”他斜着眼告诉记者。“胡子”告诉记者，流浪人员之间一般不打听别人的过去，以省份称呼对方。
记者认识“胡子”是在去年腊月廿九，那天，“胡子”在北京路一条幽静的巷子里静静地吹着笛子，声音悠扬。他说，吹笛能让他比其他流浪汉多挣几个钱。“胡子”告诉记者，北京路的喧闹与繁华跟他无关，春节也跟他无关，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大佛寺春节香客比较多，他可以随手多“拿”一些供奉的糖果和食品。
没事的时候，“胡子”必来“小公园”。在那里，每天有人玩斗地主，一元，两元地玩，夹带着笑声、怒骂。“胡子”喜欢热闹，遇到身上有几个硬币的时候，也会玩几把。如果警察经过，流浪汉们就马上散开，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胡子”告诉记者，经常来“小公园”的有80多个流浪汉，少的时候也有三四十人。
对这些流浪汉来说，“小公园”总是那么舒坦和随意，他们经常对着墙撒尿，讲卫生一点的，早上会靠着花圃刷牙，洗洗脸。
“胡子”为人豪爽，如果遇到朋友给他条把烟时，他会整包整包地分给流浪的同伴。
年三十，记者请“胡子”吃了一顿年夜饭，他因此也领着我进入了“小公园”这个流浪群体。“胡子”总是提醒记者那些是有传染病的同行。“你要小心点，‘酒鬼’得了肝腹水，要不是民政局，他早就没命了。”
关于生存
“三年来，这里死了8个人。4个病死的，3个喝酒醉死的。”
“胡子”说的“酒鬼”是广西人，40来岁，脸惨白惨白的。记者遇见他的时候，他仍然在仰着脖子，像喝矿泉水一样，“咕咕”地喝着那半瓶廉价的高粱酒。当然，下酒的菜是没有的，那对他来说，太奢侈了。“酒鬼”不是没有意识到酒精在加速他肝病的恶化，他只是离不开它了。
“胡子”说，“酒鬼”现在以每天2~3瓶白酒的速度在挥霍自己所剩不多的时光。去年11月的一天，他直直地倒在“小公园”里，生命垂危，因为酒喝多了，肝腹水发作了。那一次，广州的110救了他，他们把“酒鬼”送到医院。“要说广州市政府，那是没得说的，‘酒鬼’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十几天，花了一万六千块钱，都是民政部门埋的单。”“胡子”说。
可是从医院出来后，“酒鬼”依然每天在喝酒，“总有一天，他要死在街上的。”像‘酒鬼’这样的病人，“胡子”直言说他见多了，他指着远处的几个人说：“你看那个胖子，吃了就睡在地上，流浪20多年了，血压高得吓人，也是几次差点没命了。那个‘山东佬’，皮肤病，你看他总是挠个不停。”
像天边滑过的流星一样，流浪汉同样上演着生老病死。关于流浪汉的突然离开，62岁的“老李”最有发言权。“老李”是湖北麻城人，自称过去曾是农业局的干部，后因贩卖树苗“亏惨了”，为逃债主追债，长年不敢回家。至今，“老李”依然一身“干部”打扮，捡垃圾为生的他，闲的时候，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当然是相对其他流浪汉而言），提着个黑包出现在“小公园”。
“老李”在广州流浪了6年，“小公园”建成后，他一直在那里。“三年来，这里走了8个人。”“老李”扳着手指给记者算，“4个病死的，3个喝酒醉死的。”
关于回家
“像我这样不愿回家的人有很多，几年前，救助站都是白给火车票的，结果大家都拿去卖钱，后来救助站就只给《换票凭证》了。”
虽然疾病经常相伴，虽然靠着捡饭吃才能度日，但“小公园”里的流浪汉似乎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改变生活，没有一个人想要回家（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家），即便是在春节。
散文家梁遇春曾说过：“流浪汉自己一生快活……他们既没有一定的职业，没有身家之虑，做事也就痛痛快快。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话是随便地信口开河。规矩的人们背后说他们没有责任心。”在“小公园”，流浪汉可能体会不到梁遇春说的“一生快活”，但他们似乎真的没有任何顾虑，甚至连幻想都丢失了。
“流浪？我们早习惯了，如果不这样生活我会受不了的。”对这一点，“胡子”不想隐瞒。一年前，“胡子”在北京流浪，偶尔还找找工打，50元钱一天。可是到广州后，这个自称有中专文凭的流浪汉什么工作也懒得找了。“还是这样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胡子”也曾经进过工厂，但受不了主管的呼来呵去。“现在就是给我1500元一个月，我也不愿干。”
“为什么不回家，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当记者问起这个问题时，“胡子”沉默不语，这似乎是他唯一不愿意提到的事。“胡子”承认，广州的救助站几次给他火车票让他回家，但他总是把《换票凭证》卖了，换来二三十块钱后回到“小公园”。
“胡子”说他唯一一次想家的是两个月前。那次他遇到一位摔倒在地上的精神病流浪者，他见她可怜，便把自己没来得及吃的面包给了她，结果换来对方的追打。“我脸上被她仍过来的石头砸了一个长长的伤口。”“胡子”指着面颊上的伤口说。那天晚上，“胡子”是捂着伤口睡下的，他没钱去医院，他觉得委屈，他哭了，想家了。
关于“分派”
以捡垃圾为职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起那些小偷，也从不跟他们来往。
严格说来，“小公园”这群人不都是流浪者，他们中有以捡垃圾为生的，有“胡子”这样半卖艺半乞讨的，还有些“出工”偷东西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没有栖身之所，“小公园”的一侧，有几个长年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他们是流浪者中相对富有的人。“有的人一年也能挣几千块钱。”“老李”介绍说。在“小公园”，以捡垃圾为职业的人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他们某种程度上看不起那些小偷，也从不跟他们来往。小小的公园就这样分成了两派。
“小四川”显然是被人看不起的那类人，他从不隐瞒自己偷盗的历史，也承认自己多次进看守所。
“第一次进去是自首去的，怕小弟一个人担了。” 讲起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时，“小四川”总会给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
最近，“小四川”不能“出工”了，因为他的腿断了，一副拐杖离不开身，“怪我自己太贪心，那次拿人家的影碟拿得太多了，足足有两箱。结果被几个人围着痛打了一顿。”“小四川”当场骨折，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是民政部门埋的单。
但是，石膏还没拆，“小四川”就耐不住了，一个人偷跑出来，回到“小公园”。“快过年了，我得‘出工’呀。”
关于梦想
“如果哪一天中大奖了，我立即就回家。”
似乎每个流浪汉都有一个流浪的理由，没有的话也要找个理由。所以，“小公园”里的人多数有过“辉煌”而又无奈的过去。
“辉煌”的故事是为了掩盖自己现状的没落，或许，他想证明的是自己“当年也阔过”。“老李”说他的生意“曾做到了几百万”，“胡子”说原来他在厂里是骨干。这些故事是不是吹嘘，别人一般很难看得出来，毕竟这些话他们经过千次百次地锤炼过了。
无奈的经历则是他们安慰自己的理由。在“小公园”，包括“老李”在内有3个60多岁的老人。“老河南”来自农村，自称农活干不动了，又跟儿媳妇闹矛盾，被她赶出了门。整天斜背一个破旧包裹的“老包”是江西人，自称一辈子无后，去年九江地震震塌了房子，从此流浪在外。在他们看来，这都是不得不流浪的理由。
“老李”告诉记者，去年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深夜睡在“小公园”的椅子上，他怕她受人欺负，因此叫醒她并劝她回家。“可那个小姑娘对我说：‘打死也不回家’。”
对流浪人员来说，流浪不怕，怕的是遇到熟人，特别是亲戚。“如果被熟人看到了，我肯定抹脖子！”“胡子”用手掌划过脖子。“胡子”还说他能乞讨，能捡别人的剩饭剩菜吃，能偷东西被发现后满街地跑，但“怕见熟人”，或许是他唯一残留的自尊。
对于“胡子”、“小四川”这些年轻人，“老包”直言看不惯，“他们那么年轻，办法多的是，为什么要学我们这几个老头，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老包”把所有的幻想都寄托在彩票上，他每周要买十几块钱的“双色球”，哪怕是连饭都吃不上。“老包”告诉记者，他最多的时候中过200块钱。“如果哪一天中大奖了，我立即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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