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拆迁房”最终能成为何种法治案例？

　　快报快评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重庆“最牛拆迁户”之事，如今真是“搞大了”。“钉子户主”拒绝法院的拆房裁定，而搬回孤楼、拉起横幅，向外界展示“保卫自己的财产”的决心。

　　这个“最牛拆迁房”被弄成了孤岛般的“空壳”，其权益实际上已经大大受损。

最终结局如何？这是公众关心的。其户主能成为2007年的维权典型，甚至进入明年的央视“3·15晚会”吗？“最牛拆迁房”一案会成为文明法治而非野蛮法治的经典案例，进入中国法治史、进入大学法学教案吗？

　　事情复杂在，《物权法》刚颁布，10月1日才实施，其第42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等规定，与宪法第13条有关规定相比，也只是稍微详细点，同样都没有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做出明晰的界定。但没有明晰的法律规定，并不是一定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正面案例。

　　在世界法治史上，德国曾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最牛户”载入史册——“最牛的钉子户”和“最牛的拔钉户”，前者被广泛引用过，后者知道的人少一点。

　　先说“最牛的拔钉户”。他是谁？是希特勒，当然也包括他的助手。1938年，作为“元首秘书”的博尔曼，负责为希特勒兴建贝格霍夫别墅。一天希特勒在那里欣欣然欣赏风景时，发现视野远处有一户破旧民房，与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很不相称，他耸了耸肩，脸上流露出不快。作为希特勒“肚子里蛔虫”的博尔曼，立刻闪电般行动起来，让破旧民居的主人立即搬家滚蛋，而挖掘机已等在房子边上了。24小时后，希特勒再次往山坡下看，牛儿已在原来农舍的那一片地方吃草了。

　　一个没有法治、没有人权的地方，集权且极权的“元首”，为了自己观赏的“舒适”——不妨称这种舒适为一种“软利益”，他使用“无声的命令”，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让“眼中钉”的民房“人间蒸发”，“拔你没商量”，这可真是“史上最牛的拔钉户”了。

　　再看“最牛的钉子户”。19世纪末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行宫有一座磨坊，威廉一世也觉得“碍眼”，多次协商拆除不成后，派人强行将磨坊给拆了。磨坊主将威廉一世告到地方法院，法院判令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有关损失；面对这样“牛”的“钉子户”，威廉一世也不得不低头。到了威廉二世时代，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想把磨坊卖给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接信，感慨万千，亲笔回信，赠钱帮他偿还债务，而将磨坊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还矗立着的磨坊，成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每年都吸引不少观光者，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则以观摩磨坊为必经程序。

　　今天，重庆那孤岛般耸立的“最牛拆迁房”，如果当地有意识地大胆予以保留，也像那磨坊一样成为尊重法律、维护权利的一座“里程碑”，而将原来的建设规划“改道”，那将是中国法治进步路上的一个奇迹，而绝非“耻辱”；设若请建筑设计大师巧妙加以设计，让“孤岛小房”与商业大厦“并行不悖”，那还真能成为一道旅游风景线，无形价值巨大。可结合今日之国情，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那么，我们希望推倒这个碉堡般的“孤岛小房”，是双方通过博弈谈判、你情我愿地拆迁的，最终能成为中国法治文明道路上的正面典例，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