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褒贬得当、恰如其分,也就是要讲究适度。适度,是历史评论的难处,也是历史学家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评语多是提神之笔,言简意赅,适乎其度。他言屈原之忠贞是“竭忠尽智”、“正道直行”,赞李广之受人敬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历史评论要做到适度,对所论人物或事件至少应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信实的把握,二是切要的认识,三是恰当的表述。用中国史学传统的要求来说,就是必须在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下功夫,并力求三者密切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和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把握,掌握“实事”;才能对人物和事件的性质、意义,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有深入理解,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达到“求是”;才能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相关人物的评价,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强调,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作用很大”,“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信实的态度,对历史人物做了客观公允、恰如其分的评论。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意义、毛泽东的贡献和自己的作用也有一段实事求是的评论:“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在历史事件评论方面,毛泽东在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用热烈的诗化语言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精辟评论之所以脍炙人口,被视为经典,正是因为做到了适度。
《人民日报》 ( 2007-03-23 第15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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