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生存训练惹争议 专家质疑训练方式是否真能奏效

　　昨天上午，来自河北的五名十四五岁的“问题少年”抵达上海进行生存训练。第一天的训练内容是让这群孩子在街头对上海普通市民的住房条件、经济收入以及购买能力进行问卷调查。虽然带队教师对这套训练方式充满自信，但问卷的内容以及训练方式却遭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

　　本报记者 王佳敏 实习生 衣薇

　　五个男孩站五小时站到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内，记者见到了五个孩子的带队老师康训海，他告诉记者，到上海的火车票是孩子们之前在南京的九天训练中的劳动所得，由于孩子们收入不多，加上座票已经售空，因此，五个孩子和三名带队老师是在如同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车厢内互相挤着站到上海的。

　　旅途劳顿加上南京生存训练的艰苦，五个孩子一到旅馆就立即呼呼大睡了起来。康老师告诉记者，这是这几个孩子近十天来第一次摸到床，在南京的训练中，孩子们由于所赚不多，住不起旅馆，几乎每晚都是在火车站、小区对付，最糟糕的时候甚至和路边乞丐“窝”在一起。

　　“这些孩子都来自小康家庭，家里条件都很不错，从小娇生惯养，但都有厌学情绪，让他们来参加生存训练，过最艰苦的生活其实就是为了纠正他们的想法。”

　　训练首日调查市民生存状况

　　下午1点多，在上海首日的生存训练正式开始，第一个训练项目是完成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记者在这份调查问卷上看到，被访者的生活状况被列成了住房条件、月收入、生活开支、房屋面积等几个简单的选项。对此，带队的康老师解释称，“南京的生存体验是感性理解，这则问卷则是为了让孩子有理性的认识。”

　　与在南京时一样，五个孩子分成两组分头开始行动，记者随着小傅和小石一同开始了调查过程。拿着问卷，这两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却羞怯起来，在沿着小吃街磨磨蹭蹭走了几个来回后，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卷烟销售店。

　　由于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家庭经济状况等隐私，因此两个孩子的调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直到两人无奈走到了刚刚“光顾”过的拉面店后，才终于完成了第一份问卷。五份调查问卷两人直到傍晚才完成，两人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小傅告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己与同龄孩子的差距，“其他人都是在慢慢积累自己的学业，但我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小石却在调查后偷偷告诉记者，自己觉得一个下午毫无收获，没什么意义，“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

　　记者了解到，今天，这五个男孩将在上海开始“打工生涯”，本报也会对此继续关注。

　　观点

　　市民娇惯的孩子就应该体验艰苦

　　对于这群身着迷彩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上海进行生存体验，不少受访市民都认为，娇惯的孩子就应该重新体验艰苦。““没有给孩子吃苦的条件，孩子当然不知道吃苦的滋味，所以对那些平时被父母宠坏的孩子，我是很赞同让他们体验体验生活的。”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3名市民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让孩子吃苦，做最底层的工作，利用外在条件让孩子懂得生活的艰难是有必要的。

　　专家缺乏判断力体验或起反作用

　　对于市民一面倒的赞同声，复旦大学社会学家于海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孩子只有十四五岁，还未成年，他们是判断能力上的弱者，让他们做生存训练，在街头作社会调查，他们的判断很可能就此走偏，说不定就起到了反作用。”

　　于海认为，帮助思想上有偏差的孩子首先应该给予他们一个方便判断的环境，直接把他们丢入社会，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进行判断，即便是对成年人来说都是个考验，更别说是孩子了，“对于这种方式能否真的奏效，我保留我的意见。”

　　上海大学社会学家顾骏认为，虽然生存训练的本意是让养尊处优的孩子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但国家法律规定，16岁以下未成年的孩子不能打工，更不能用体力换取报酬。”同时，对于昨天下午孩子们所做的社会调查，顾骏也表示，“把复杂的人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个简单的家庭状况询问表，这种做法是把问题物质化了，而孩子们从这些物质化选项中作出的判断也是未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