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军人就要抢占军旅人生的高地

　　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小说精品”系列图书在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一亮相，就受到了业内人士和读者的关注。这个精品集包括了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明天的战争》、《仰角》，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天下》。

徐贵祥是近年来人气较旺的当红作家，2005年以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曾造成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而身为军人，他被认为是一位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实力派作家，此次收入精品集的五部长篇小说均是军事题材的，则是很好的说明。据悉，这次出版的徐贵祥小说精品中，除了《历史的天空》以外，其余四部长篇小说，目前正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几家影视机构改编拍摄成多集电视连续剧，有望形成四部同时上映的集团冲击规模，向建军80周年献礼。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徐贵祥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让我们走近他，听听他的创作感受。

　　记者：近期出版的这套小说精品集，可以说是你近几年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现，连续五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均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这很不容易，作为业余作家你何以如此高产？在创作上有何独特的经验？

　　徐贵祥：如果说在我的写作上有秘籍宝典的话，我认为是两个东西：一是深入生活，一是深入文学。

　　在作家队伍中，我属于起步早出道晚的那种人。我长时间在军队的最基层工作，当过战士、排长、代理连长、指导员、师政治部干事、宣传科长、代职团副政委。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两次参加边境作战。作为战士头次参战，就立了三等功。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当作家的梦想，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昏暗潮湿、缺笔少纸的猫耳洞里，我开始了创作之路。

　　我们连队是英雄连，作战中又出了战斗英雄，打完仗回来后，师里的业余创作组吸收我，专门写作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两年的时间，我十几易其稿，写成后又四处投寄，最后在武汉军区“战斗文艺”上发表。接下来进入了我创作的“高产期”，一部部小说整整齐齐包扎好，像一块块敲门砖一样飞向全国各地，三年期间，却只有《飞天》杂志的“新芽”栏目发表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不夸张地说，我写的没有最终形成铅字的稿子足有半麻袋。每次接到退稿我都要悄悄地喝一次醉酒并流下伤心的泪。可见我的创作之路最初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

　　1985年我第二次参战归来，在众多积存的来信中，发现了“小说林”杂志社的用稿通知，我的中篇小说《征服》成为该文学杂志十月份的头条稿件。这以后《走出密林》、《大路朝天》等多篇小说相继发表，其中也包括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上刊登的《军官和他的妻子》，这些都给了我鼓励与鞭策。

　　如果说两次参战，使我对军人战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有了感性认识的话，那么，有一本书则激发了我创作的灵光。《茅盾论创作》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也可以说是那时我手头唯一的文学理论书籍，我简直就把它当作工具书来用。茅盾先生关于小说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的经验之谈，给了我很多的启迪和感悟。20多年后，当我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已近知天命的年龄了，不能给茅盾先生抹黑，不能让人家小看了咱，我明白这道理虽浅显，却很难做到。

　　我的几部长篇小说全部与战争有关，虽都是近几年出版的，而写作却早已开始，有的十几年前就着手准备。我是军人，对战争有直接地体验和感受，后又长期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接触大量的军史、战史、战争理论甚至战术教材，战争文化的占有量得天独厚。曾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写到这份儿上，是否已显力不从心。我说大作家、文豪，他们已经登上喜马拉雅山大半个山腰了，再往珠穆朗玛峰攀登的时候，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感到在文学的高山上，我才刚刚起步，超越的空间还比较大，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没有一定之规，带给读者的都是全新的感受。

　　记者：你的这几部长篇小说，通过人物、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忘记昨天的历史战争，不能漠视今日的局部战争，不能惧怕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作为一名军旅作家，你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力图通过作品传染给读者，你是否很看重文学的教化功能？

　　徐贵祥：我坚持认为文学应该有社会教化功能，它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神资源。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凡的氛围里，我们的生活可以平凡但不能满足于平庸。我通过写战争，呼唤责任感和荣誉感。是军人就要抢占军旅人生的高地。

　　我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为痛快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高地》。30天时间就一气呵成，然而它在我心里却写了10年。这部小说从一个叫兰泽光的人物开始，他的原形是我老部队的一位师长，传说在他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希望在免职的时候，尽量避免他的名字和另一位首长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份文件上。这份特殊的遗嘱给了我巨大的遐想空间，这两个军人之间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到底有多少恩怨？小说素材、构思早有了，而理清他们的恩怨情结却花了我10年的时间。

　　这些年我和我书中的人物一起成熟起来。我觉得军人的恩怨，不应该是个人得失之争，军人为荣誉而争、为职责而争、为抢占价值体现的高地而争。我喜欢兰泽光这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军人的梦想。他既不同于巴顿那样贵族式的将军，也不同于常在我们的军事作品中看到的军人模式。他有幸在战争最后落幕之前，参加了几次战斗，突然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从此痴迷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战争艺术里，抢占战争艺术的高地。

　　作为一个军队作家，我特别关注军人，关注在明天的战争当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战士，有什么样的军官，我写历史，不是为了再现历史，而是为了折射现实。我有个写作习惯，喜欢两部作品同时写，一部写历史，一部写现实。写《历史的天空》的时候，写《仰角》；将《八月桂花遍地开》和《明天的战争》一起开篇。这样我所产生的灵感和思想，在历史的天空里面可能不太好表现，那么正好可以放在明天的战争中加以展现。我崇尚并矢志追求，是军人要敢战斗、要会战斗、要战之能胜，我将我未竟的理想都寄托在我的作品和人物身上。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给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秦基伟将军当时说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足，那你这个发动机就永不停摆。我的作品就是愿我们每个军人身上都有一股锐气。

　　记者：除了《历史的天空》，你的精品集中的另外4部长篇，也正在被拍成电视剧，你可谓频频触“电”了。对此，有的评论家认为改编电视剧可以帮助扩大军旅文学的市场，吸引读者关注军事文学。但也有的评论家认为此举对文学的伤害比较大，影视作品很难将文学中比较深邃的东西表达出来。你怎样看待文学作品与改编的影视作品间的关系？

　　徐贵祥：首先，一个有责任感、有职业素养的作家，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为着改编影视作品方便而谋篇布局，因为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有自身的规律，如果违背规律而掺杂进许多功利性的东西，那只会破坏文学作品的品质。至于文学作品问世后被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影视、戏剧等，只要不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对原作进行颠覆和扭曲，我认为对文学作品不是坏事。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快捷、更方便，文学作品的渗透力和辐射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们怎么能够让文学作品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思想情感灌注到更多人的心里呢？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母体，其它艺术形式从这个母体身上剥离一些它们需要的元素，传承一些它们需要的品质精华，用更快捷、辐射面更广的方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它们的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的天空》出版后，获了不少奖，人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出现之前还入围了茅盾文学奖，但轰动不是很大。电视剧热播后，一位记者告诉我，在好多书店看见《历史的天空》到货了，这说明曾经缺货。靠着电视剧的轰动效应使作品重新畅销起来，这是文学和作家的悲哀吗？我不这样看。还是上面的那件事，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人看了电视剧还去买书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反思。这说明观众意犹未尽，他们一定要从原作里面找到电视剧以外的东西，一种只有通过阅读原作才能获取的东西。因为，对于好的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是对世界、对人生、对道德价值深入探讨的过程，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美的享受和愉悦，在影视作品中是难以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的。所以，一部作品被成功地改编为电视剧是有可能带动阅读需求的。

　　部队作家的作品被频频改编为影视作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现象。这既说明部队作家的实力强，精品多，被观众和影视机构所看好；也说明只有好作品才会有好市场。这应该成为激励军旅作家固守军人品质、固守文学追求、固守精品意识的力量。受访者自述小传

　　徐贵祥，安徽霍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12月出生，1978年12月参军，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此生与书有缘，1994年7月调入解放军出版社，一门心思读书编书写书。想当英雄没当上，遂把幻想当理想，踌躇满志，倾注笔端，著有小说长中短若干；想当好男人，当得很平常，于是挖空心思打造梁大牙沈轩辕一干人等，寄希望于天塌下来他们扛。三次获全军文艺大奖，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次获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