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公平重建人文精神

　　推进社会公平重建人文精神

　　新闻背景

　　上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国家和地区，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

　　周瑞金

　　经过了28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温总理强调我们国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非常鲜明地指出了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会使我们冷静对待已经取得的成绩，时刻记住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头脑发热。在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时，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同时，我们也不能超越阶段，对改革、发展和民生问题提出过高要求。我们只能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角度来理解、看待当前基本国情，处理、解决好我们面临的问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感到，在大家认识比较一致的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之外，我们今天更应该着重于怎样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成熟，提出针对性措施。我觉得这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大争论，其实都集中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上。温总理的文章实际上回答了第三次争论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待问题和判断是非。在讲生产力不发达的同时，还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上认识，怎么使它成熟完善起来。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强大动力和主要途径。因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不动摇。

　　我们首先要肯定，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又能够激发社会的创造力，调动积极性，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推动社会和谐。这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两大任务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也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不能把西方的福利国家搬到我国来，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一下子变成福利国家也不现实。

　　社会公平受到伤害

　　从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看，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由于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共品的公平公正分配，带来的问题比较多。

　　一是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人口的增长，资源的消耗，环境生态的恶化，使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其次，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非常突出，人们普遍感到贫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就业难、治安乱，这些问题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所以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出来了。第三，因为体制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司法不公现象依然存在，老百姓意见的表达渠道不是十分通畅，维护正当权益有障碍。第四，权力和市场结合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窝案不断发生，腐败让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伤害。第五，社会面临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人和人之间关系商品化，金钱第一、享乐主义、损人利己毒化了社会风气，这些现象反映出道德层面上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策，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改革应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解决好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两大历史任务，靠的是推进全面改革，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协调发展。改革应该先易后难，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这一点全党已经取得共识，“十一五”规划已经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首位改革任务。目标也很清楚：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让政府回归到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上来；第二是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改革，尽量少用审批制，规范审批的程序，明确审批的步骤，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三是行政机构改革，解决干部队伍臃肿，公务员队伍庞大的问题，在进一步精简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四是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引入社会公示、群众听证、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失误后的问责制、责任追究制、及时纠错制等等。这四个方面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方面要取得成效，要真正落实下来，这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步，应着重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要重新考虑使党内民主形成比较完善的体制，改革干部选拔制度，按照民主方法选拔干部，不但使干部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要有真正有效的监督党内会议决议实施的机构。陈良宇、郑筱萸等的出现，反映了干部选用制度和反腐败制度的建设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人文精神重建任务已经摆在面前

　　中国要进一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就需要重建人文精神。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民众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们还需要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一种“和谐人”，要实现由“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能激励人的创造精神和竞争精神，努力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我们不能低估“经济人”的贡献和作用。

　　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特别是个人经济利益极大化，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以及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和依赖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的科技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享受为目标，“经济人”的这种基本价值追求，容易产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这不是人的全面发展、人性的自由完善，人的生命的价值也不只在于物质追求和享受，人还有精神生活、精神追求的一面，这就是人文精神。

　　一百多年来，我们原有的人文精神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使我们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比如清末维新变法，照搬国外政治制度来改造封建制度的努力失败了；五四运动兴起了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是好的，但在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时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批判掉了；改革开放初期讲“海洋文明”，把我们自己贬低为“黄土文明”。这三次中西文明的碰撞，再加上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以来运动不断，使我们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越来越远。

　　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浪潮确也冲刷了一部分人的心灵，一些人以为金钱、物质才是实在的，追求精神的东西，追求高尚，没有什么意思，造成了精神虚无主义的侵蚀。这都是中国人文精神重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需要的是“和谐人”，“和谐人”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是具有信念、讲诚信的人，是有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人，是有理性精神和健全公民精神的人，也是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非常自信的人。

　　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不断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经验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市场体制，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通过重建人文精神来塑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以这个思想作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一方面抓好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才能够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道路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那才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