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 一般不针对个案(图)

　　国家预防腐败局 一般不针对个案——专访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任建明

　　3月12日，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透露，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了中编办审批，但具体挂牌和运作时间尚未确定

　　据了解，此次通过中编办的审批，意味着此前一直未能确定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预防腐败局向正式成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本报记者 李亮

　　记者：

　　您在2005年下半年，参与了中纪委的一个专家意见征求会，提到了有必要专门建立一个机构，来落实预防腐败为主的战略，在当时中纪委是否就已经在酝酿设立预防腐败局？

　　任建明：

　　从公开报告援引官方人士的信息来看，当时可能刚开始酝酿。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已经明确了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新战略，但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现有职能部门中，缺少实施预防战略的职能机构，当时我建议应当考虑设立这样的机构。否则，预防战略可能落空。

　　记：

　　什么原因促成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筹建？

　　任：

　　有两个原因：第一，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第二，中国反腐败战略调整的需要。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起草、缔约国，公约已经于2005年12月14日起生效。《公约》第二章的“预防措施”中不仅对缔约国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原则和义务提出了要求，还明确提出缔约国要设立“一个或多个机构”来承担各项预防职责。中国政府在多年的反腐败实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预防为主、惩防并举的反腐败新战略。在这个新战略中，预防被放置到优先的位置。但在现有的纪检监察机关中，还没有专门实施预防战略或承担预防职能的职能机构。

　　记：

　　预防腐败局的职能是什么？它如何运作？

　　任：

　　简单地说，其职能就是预防腐败。但什么是预防，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有较大的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打击(即腐败个案查办)也是预防，教育也是预防。我反对如此宽泛的对于预防的理解，我认为打击和教育都不是预防。预防主要是借助制度性措施，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从而有效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预防工作主要是针对组织，针对制度、体制和机制，一般不针对个人，不针对腐败个案。简单地来说，一是审查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的已有规章制度是否存在缺陷，是否被严格地执行；二是研究存在腐败机会的体制的改革或制度建设。以治理行政腐败为例子，打击就是查办行政官员腐败的案件，教育就是强化行政官员的廉洁理念，预防就是研究行政体制改革。这些年，主要发挥预防腐败功能的行政体制改革措施包括：政府机关和所办的经商性机构脱钩、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行政机构改革、以清理和规范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等等。

　　该局下设不同的分支机构，按照制度分类的原则，分别针对不同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日常职责是两项：一是，检查所负责部门的已有规章制度是否存在缺陷，是否得到执行；二是，对存在缺陷的制度进行研究，提出改革意见。

　　记：

　　坊间一直有“国家行政机构膨胀，损耗行政资源”的论调，预防腐败局是否和其他的反腐部门职能重叠？

　　任：

　　从职能上来说，不存在重叠的问题。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能性质和检察院系统的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相似，但前者在预防方面的职能更全面。

　　记：

　　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办公地点有无确立？其机构设置应该是怎样的？

　　任：

　　有可能在监察部大楼。其主要职能机构的人员应该以专业人员为主。当然，还会设立一些综合行政部门，负责全局的行政办公、人事等工作。此外，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设立专业能力很强的预防腐败制度研究机构。当然，也可以聘请社会专业人员兼职或以其他方式借助“外脑”。

　　记：

　　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否查办具体案件？

　　任：

　　国家预防腐败局可能会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香港廉政公署共设三个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在全署1300多人中，执行处占了1000多人，而防止贪污处仅50人。但对应于不同行业和领域，防止贪污处另聘请了大量的专家。预防腐败局也有行政强制权，就是对于被监督机构制度规章的检查权，以及制度改革方案执行的监督权。

　　国家预防腐败局不应该像纪检监察的若干案件检查室那样去查腐败个案。如果这样，就出现职能重叠的问题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工作对象是组织，是制度，而不是个人。

　　记：

　　您对预防腐败有何前瞻性的认识？

　　任：

　　预防是成本效益最高的反腐败战略，更重要的是，只有预防是消除腐败、获得成功的战略。教育在短时期内不一定马上见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击只可能威慑腐败，而不可能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温床。虽然预防腐败要比打击和教育的效果可靠、有效的多，但是否能够立竿见影，取决于两点：一是，预防方案是否科学；二是，是否能得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