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后门的教室

　　丁国强

　　“没有后门的教室”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空间设计。王铭铭在《没有后门的教室———人类学随谈录》一书中称之为“空间的暴力”，这种全能主义的权力秩序，是自由、宽容的反面，将教育由一种轻松的良性互动改造成一种单向度的监视。

“没有后门的教室”一方面切断了学生悄然离开的退路，赋予教师把门一关，乖乖给我听课的得意感；另一方面，又使得硬着头皮退场的学生不得不从教师的眼皮底下通过，这种公然的不辞而别显然格外刺眼。这种封闭空间的控制其实是脆弱的。尽管讲课者可以用“扣分”为威胁手段，但一旦学生到了宁可丢分也不愿容忍枯燥乏味的讲授的地步，“没有后门的教室”的控制优势就会荡然无存。

　　给教室开个后门，是教育的民主精神的体现。教育所寻求的知识统治，是建立在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在那种“关门打狗”的阵势里面，是很难培养出自由思想的种子的。法学家张卫平到一所大学讲学，有感于教室空间的封闭性：“国外的大学，如果一个教授在讲课，还有五分钟就要下课了，这时有几个学生拿着面包进来了，然后又出去了，这时，老师没有必要去指责。老师提供的是‘自助餐’，学生认为你的知识有用就有用，他认为你的知识没用就没用。”允许学生自由走动，至少可以从后门溜出去，不仅是教育者大度和自信的体现，更是保持思想空间流动性的需要。“没有后门的教室”虽然从表面上改变了松散、随意的格局，但是，却容易造成一潭死水。在这种专制的氛围下的教育效能是可想而知的。

　　之所以要取消教室的后门，是因为这种空间修辞并不以生命的自由奔放为旨归，它所竭力维持的就是一种表面的安宁和顺从。这种窒闭的结构容易给人造成疲惫厌倦和心不在焉的精神状态。作为人类学家的王铭铭将“没有后门的教室”当成一个隐匿的模型来研究。自由的冲动总是要受到外部空间的限制，因为制度设计往往背离人的自由和快乐。即使在现代社会自我解放取得合法性的背景下，仍然有一种自我监视的力量在起作用。王铭铭认为：“这个监视体系表面是为人实现其自身的福利而设的，而其结构的深层，则实属一种社会力量的延伸，实属身外之物，是内化于个人的‘生活政治’”。监视从社会表层的解除并不意味着个人选择的绝对自由。个人实质上已经成为制度和机制的产物。人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体制的规定进行思维，个人追求自由的“自我的技术”是相当有限的。面对体制性力量，个人注定是脆弱无力的。经过长期的束缚和捆绑，个人已经成为某种“秩序”的附庸。即使教室开了后门，自我监视的紧张感同样会将心灵紧紧拴住。对于那些没有冲动、没有活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而言，教室开不开后门都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只会亦步亦趋，听候别人的指令。由此可见，“没有后门的教室”是一种脆弱的制度设计，它只对那些没有个性和创见的所谓“听话”的“乖孩子”有效。优秀的人才根本就不是教室所能容纳的。“他的教室就是没有教室”———过分依赖于教室的人必然会形成自我监视的惯性。天才总是超然于规则之外的。他们或许会在“没有后门的教室”里忍耐下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逃出去的强烈念头。所以，天才在教室里缺席是迟早的事情。他们对教室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不感兴趣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王铭铭认为现代性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由于打破了现代社会的“全能主义”，反思权力，反思所占有的一切，反思所向往的一切便成为一种必需。“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想操纵自己的人生走向。可是，一旦成为操纵自己人生走向的人，我们便需要对自己的人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负责。”。规则是一种成熟的路径，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圈套。王铭铭认为：“所谓的‘实利主义’，也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制度合理性与个人幸福性之间对等关系的阐释。”一个无视制度合理性的人极容易被强大的体制性力量所吞噬，而一味成全非个人化的制度，个人的幸福又无从谈起。我们没有理由慢待或者嘲笑一个执著于个人幸福的人，那样就无异于打自己的嘴巴，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制度不会给每个人以充足的空间和可能性。梦想实质上是有限度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有建立对生活世界深刻理解之上的梦想，才不是那种不着边际的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