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两会期间,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人相继证实,中国将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消化目前过多集中于国家手中的外汇储备,同时也可吸收社会上的人民币资金,降低经济流动性。应该说,这个做法在战略设想上是没有问题的。
据报道,该投资公司首批将发行相当于2000亿-2500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券,以此融资向央行购买外汇,并针对类似于中海油等能源企业进行战略投资。这个做法,显然蕴藏相当大的风险。如此数量的资金,如果放在一个基金名下,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是空前的巨无霸。要操作它,我敢说,中国没有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才,全球也找不出多少这样的人才。明面上,国际金融界肯定会有人拿此做文章,鼓吹“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将这样大规模的资金集中运用,会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秩序,冲击美元,抬高战略物资价格等。暗地里,外国金融杀手们不少恐怕正在窃喜,就等着中国国有外汇投资公司的决策失误,给他们送去发财良机——而从中国国有机构以往在国际市场上的业绩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有关报道说,首批投资将投于国内大型企业的私人股权,这可以减少一些风险,但这样大规模的外汇资金迟早是要投到海外的,也未必总能限于私人股权领域。
风险本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若像有关报道所说,以债权方式融资,则风险并没有发生转移。首先,外汇投资公司是国有企业,它发行债券,其直接债务人仍然是中国政府,目前看来大概是财政部;即使不是以财政部名义直接发行,也少不了国家有关机构的出面担保;最后,一次性发行相当于1.5万亿—2万亿人民币、达到中国一年GDP的10%-12%,不大可能通过零售市场,只能是向机构私募发行,很有可能又是让各大商业银行购买。如此三点,决定了所有的风险依然留在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内部,并未向外界转移。
更重要的是,这种操作手法并未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外汇储备过多是什么意思,它指的就是政府、尤其中央政府手中控制的外汇过多。假若比民间外汇,则日本民间外汇总量高达三万亿美元,是中国中央外汇储备的三倍,却从来没有人替日本担心他们的外汇多了。因为掌握在民间的外汇,其使用权分散在个体手中,消融在市场之内,不大会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只有像我国这样,政府用强制性手段集中大量外汇,才会引来各种“中国威胁论”的猜测,也更容易集聚金融风险。
“藏汇于民”,也是今年以来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基本思路,如将居民个人购汇额度提高到每人每年5万美元,取消企业对外项目投资的购汇额度限制等。不过,这些措施并未促使民间购汇热情急剧上扬。其原因我看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外汇管制依然严格。人们往往容易发生一种错觉,那就是把长期束缚的枷锁打开一点,就觉得是了不起的“自由化”。其实反过来想,如果在世界上大多数并无外汇管制的国家,突然给居民个人购汇加一个5万美元的年限额,那是多大的限制?第二也是近期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国企业长期被管制惯了,如今政府一下子变脸,改为“鼓励”他们走出去,企业还真是手足无措。大部分企业根本没有走向国际市场的经验和能力。
基于上述第二条原因,像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这样的机制,本来是可以很有吸引力的。如果以大型国有对外投资为龙头,带动民间对外投资,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民间资本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不足。遗憾的是,目前这种“债权融资、集中使用”的策略,起不到上述效果,反而会把民间人民币资金抽吸回政府手中,把外汇使用权继续集中在单一国资机构手里,不能实现“藏汇于民”,更不能带动民间资本“走出去”。
在我看来,根治目前这种操作模式的弊端,药方也很简单。那就是改债权融资为主要以股权融资。具体来说,应当在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名下,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若干个基金,每个基金平均规模在100亿-400亿美元,分别设定不同投资期限、性质和期望回报。对每个基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都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其余部分以私募形式吸收民间有限合伙人,进行人民币股权融资。这种模式好处在哪里呢?第一它是股权融资而不是债权融资,所以风险发生了实质的转移,从单一国资机构手中转移到广大民间合伙人手中,因此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就可以更加急进,实现更大的海外利益和更高的海外战略目标。第二它的外汇所有权也发生了实质变化,转移到有限合伙人手中,实现了“藏汇于民”的目标。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它使得中国广大民间投资人可以借助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力量,迈开“走出去”的第一步,最终提升全体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力,避免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一家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
(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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