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状告北京工商不作为 曾告郭德纲虚假代言

　　消费者讲述状告郭德纲和工商局缘由

　　代言虚假广告名人该担何责

　　本报通讯员 何俊 本报记者 姚芃

　　最早起诉“藏秘排油茶”厂商、广告主和郭德纲的消费者王立堂今天告诉记者，他已于上周二(3月20日)向法院递交新的诉状，另行起诉工商管理机关行政不作为，目前此案仍在立案审查中，按照有关规定，法院应在7日之内，即最迟在3月27日之前，告知其是否立案。

　　由相声演员郭德纲代言的“藏秘排油茶”广告因涉嫌虚假宣传被媒体曝光后，再次引起人们对社会名人、各种明星做广告的关注。和郭德纲较了一年多劲的王立堂，向记者讲述了告完郭德纲又告工商局的缘由。

　　我为何告完郭德纲又告工商局

　　我为什么告郭德纲———盐从哪里咸，醋由哪里酸？你且听我详细讲来。

　　我是个相声爱好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十来岁的我就是个天桥迷。对于郭德纲在相声艺术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我是赞赏和肯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2006年4月我在《保定晚报》上看到郭德纲代言的广告，没有质疑和警惕，就买了所谓的“藏秘排油茶”。

　　喝了这个茶之后，不但没有广告宣传的“3小时快速排油”的效果，我反而便秘了。朋友告诉我网上揭发“藏秘排油”是虚假宣传。我上网看到了相关文章，而且按照藏秘排油标示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查出，它是假冒“百草减肥”茶的批准文号。在药品食品监督部门的相关网站上，根本没有“藏秘排油茶”。

　　我查阅了广告法、《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对照之后，我觉得，所谓“藏秘排油茶”的广告存在着严重的违法性和欺骗性，不仅对我一个人，而且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巨大侵害。

　　出于对虚假广告的痛恨，我要依法维权。我把郭德纲列为被告，是因为他在“藏秘排油茶”广告中的违法言行比比皆是：

　　按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以专家、医务人员和消费者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功效作证明。而郭德纲的代言，叫得最响的广告词是“先试产品后代言”，还称之为是“打破明星广告先例”。郭德纲在代言中说：“要借自己的知名度，在百姓中兴起一股藏秘排油热”，“排油20斤可靠吗？郭德纲开口给证实”。

　　按规定，保健食品广告必须标明不适宜人群，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宣传治疗作用，不能含有使用该产品所获得健康的表述；必须说明或者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忠告语。郭德纲在代言中不仅没有说明不适宜人群，没有“不能代替药物”的忠告语。而且说：“它还能保肝护肾，降血脂，尤其对各种亚健康状况，都有明显疗效，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排油茶，同时也是一种适合人们日常饮用的养生保健茶。”

　　按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有表示该产品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郭德纲代言中说：“喝上个小半天，大便保证通畅”，他的一句名言是：“迅速抹平大肚子”。

　　按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有“安全”、“无副作用”、“无依赖”等承诺，而郭德纲代言中屡次三番地说：“藏秘排油茶”最打动他的就是“安全”，“就因为它是藏茶，非常安全，我才看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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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11日，我告郭德纲的案子在北京市崇文区法院立了案，后来被告申请管辖异议。2006年10月30日，崇文区法院裁定由保定市新市区法院管辖。我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上诉后，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二中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由崇文区法院审理。

　　在这期间，“藏秘排油茶”的广告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如果让“藏秘排油茶”的虚假广告继续蔓延，不仅违法收益和违法风险不成比例，而且维权成本和维权效果也不成比例。所以我在2006年11月18日给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履责申请》。依照广告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履行对于商业广告的监督管理职责，我要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处刊登“藏秘排油茶”虚假广告的媒体、广告发布人和郭德纲。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11月20日收到了我的《履责申请》，但至今未给我答复。

　　今年3月15日，“藏秘排油茶”的虚假广告被曝了光。郭德纲当晚对记者说：“既然产品宣传有问题，为什么让它销售了近一年？倘藏秘排油这么多的不是，那我们的相关监察部门竟然放纵其一年之久，在全国大卖？如果说过些天，我代言的这种东西彻底不让卖了，我希望之前失职的监察部门向我道歉；如果说这种东西又让卖了，我想这台晚会向我道歉。我等着别人给我道歉就是了。”

　　这些有个性的言语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工商行政机关为何迟迟一年不肯依法查处“藏秘排油茶”的虚假广告？工商行政机关对于“藏秘排油茶”虚假宣传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早在2006年4月，北京广告监测中心的《监测报告》就认定：“藏秘排油广告，宣称自己为保健食品，具有减肥功效，并刊登保健食品相关批号。实际上，该批号批准的保健食品为‘百草减肥茶’”，认定为“冒用批号”，但至今只查不处。

　　我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并附上《履责申请》、挂号信收据和邮件查询单作为证据，海淀法院于3月20日收了我的诉状，现在正在进行立案审查。

　　有人说广告法没有确定名人代言的法律责任，因此有人提出修改广告法。我想，倘若本案对于推动立法、加强依法治国起到推动作用，这次诉讼就更有价值了。

　　但我并不认为现行法律不能判定郭德纲的民事责任。我起诉的案由是侵权纠纷，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通则。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行为的帝王法则。我认为郭德纲的代言，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包括我在内的消费者进行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给我造成财产损失。其行为符合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有损害事实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行为违法；行为人有过错。

　　目前我的诉讼是个案，远不能使所有被侵权的消费者均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消费者都投入和我一样的精力来依法维权。我去年夏天穿着短袖衫去法院立案，现在已经脱掉棉衣了，案件还没进入实体审理。同样，我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案件不知还会有怎样的路要走完。我强烈企盼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便利人民公益维权的法律，这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十分急迫的。

　　本报北京3月25日讯

　　追究代言人法律责任不易

　　采访手记

　　“给代言人确立法律责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广告业协会秘书长助理李方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据记者了解，关于代言人责任，广告法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仅仅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社会团体等作为责任主体。前段时间曾有律师建议有关部门修改现行的广告法，将虚假广告的代言人也一同列为处罚对象。然而记者从中国广告协会了解到，目前，广告法的修改还没有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而是列入了国务院法制办的调研计划。

　　有人认为，从法理的角度分析，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代言人从广告中获益，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针对这种观点，李方午则认为，不能简单地以谁受益、谁负责处理。李方午举例说：“广告发布者在拍广告的过程中，租用场地等也是要付费的，那么出租场地的人也是受益者，但显然不能让他们也为虚假广告承担法律责任呀。”

　　“对代言人进行处罚，尤其是对名人代言人进行处罚并不容易。”李方午说，“设定行政处罚和授权行政处罚都要经过很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且行政处罚对于一些名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什么惩戒效果。试想，几千元、几万元的处罚和他们几百万元的广告收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李方午认为，解决代言人责任问题除了法律手段外，最重要的是靠行业自律、社会和舆论监督。“名人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形象和前途，舆论的口诛笔伐将鞭策其接广告时要持审慎态度。”

　　对于如何规范名人广告问题，曾任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现任中消协常务副秘书长的武高汉认为，应加强行业自律。国外有广告演员行会，广告演员不同于其他演员，是两个行当，有不同的职业要求，进行不同的职业培训，有不同的行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关保英早先就提出，应建立名人广告登记制度，将其广告活动置于登记机关的监督之下；名人所在的组织应加强对名人参与广告活动行为的限制，因为名人做广告一旦出问题，对其所在组织必然带来名誉上的损害。

　　姚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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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相关立法更有意义

　　阴差阳错，中国广告业中原来暗藏的种种问题，借着郭德纲的名气，被撂在太阳底下，活生生地暴晒。

　　对于这样一个因行业问题而导致的个体事件，法律该如何处理呢？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有专家指出，虽然从广告法中找不到相关法律依据，但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有关于“共同侵权”责任的规定，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构成侵权，代言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共同侵权的行为。

　　也有专家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证言类广告与一般的产品形象代言不同，如果代言人信誓旦旦地在广告片中的保证，一旦有消费者使用后没有达到宣传效果，这种保证就是一种虚假承诺。

　　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必有责。明星们拿着不菲的广告片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作虚假表述，在民法上构成了欺诈，是侵权行为的一种，应当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宗玉认为，广告代言人应该为广告的真实合法性负责。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消费者可将广告主和代言人一并起诉。对代言人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所收取的代言费，也可视为涉嫌违法收入予以没收。

　　在关于此事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有一个标题说得挺有道理：“郭德纲事小，广告事大”。的确，如果能够因为郭德纲事件，而促进有关部门加强对广告这一行业诸多问题的监管，并由此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这才是这一事件的标本意义所在。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