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地方记者的采访路线图

　　郑鸣，男，1956年出生于哈尔滨，现为哈尔滨电视台高级记者、纪录片部主任。

　　中学毕业后当过工人、战士、电台值班员，曾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进修。擅长创作大型纪录片，曾两上北极、两下南极，近年来带摄影队环绕中国周边各国，践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和谐外交思想，创作了“睦邻”“兄弟”。

曾获得“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作品多次获奖。

　　有时候，郑鸣看起来就是一条典型的东北汉子：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儿，大大咧咧，不讲究吃，一天有一顿饱饭就行；不在乎穿，穿过儿子的旧衣服；无所谓生活细节的完美，并在被同事嘲笑时顽强捍卫自尊：“这没什么吧？！”……

　　但更多时候他是不典型的。

　　“北极、南极、周边邻国、穆斯林兄弟国家，一般省会台记者只在地图上看看而已，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但郑鸣将到达这些地方一一变成了现实。”

　　—同事眼中的郑鸣

　　郑鸣的舞台越来越大，他让省会台同行们的心也跟着越来越大。

　　早年间

　　在当记者之前，郑鸣的经历并不起眼。

　　1975年，19岁的他到海军服役，是那种没见过海的“不地道”的海军战士；4年后复员到哈尔滨电台，边读电大边做值班员。1981年，父母都是职业记者的他做了记者。和所有新手一样，从零起步，跟着前辈们跑采访、熟悉情况，日子平平淡淡。

　　第一个机会在1985年降临。那天，他外出采访时突然遇到惊马拖着板车在闹市狂奔，便拉开面包车门探身车外要求司机贴近紧跟。这部抢拍的作品《警民奋力拦惊马》获1985年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

　　然而荣誉带给他自我肯定，更带给他反思：作为职业记者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带着这个疑问，他当年便决定脱产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很多西方大牌记者到学校做讲座”，他们讲新闻采写技巧，讲职业操守，讲很多从未系统学习过新闻的郑鸣所不知道的知识，“这让人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毕业后，郑鸣有了明确的方向：专注于纪录片和专题片—他要在节目中注入自己的思考。

　　“高龄”跳槽

　　2001年，45岁的郑鸣跳槽到凤凰卫视。

　　“我是带着理想去凤凰的。”郑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在纪录片创作圈里已经小有名气。

　　一是因为他胆子大，跑得远。1991年，他只身拍摄制作的22集电视纪录片《苏联纪行》是中国记者摄制的关于苏联的最后一部纪录片；1994年，凭借两本俄汉和汉俄字典，独自搭乘俄罗斯货轮，郑鸣成为中国记者在北冰洋上远距离航行的第一人，他只身搭乘俄罗斯的货轮，在核动力破冰船的领航下，从北欧的摩尔曼斯克沿北冰洋的东北航线，经白令海峡到达中国烟台，拍摄了5集纪录片《航行北冰洋》；1995年，他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滑雪到达北极点，成为到达北极点的七名队员之一，除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回传新闻外，还摄制了30分钟的纪录片《北极的太阳》，该片成为1996年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惟一影视纪录资料，同时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当年度二等奖。

　　二是因为他做事肯花心思。植树模范马永顺曾是多家媒体关注的热点，唯独郑鸣的片子与众不同。他花三年的时间，每年两次进林区和老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最后做成的纪录片《马永顺的一辈子》自然是范本。

　　在凤凰卫视，郑鸣干的还是老本行—纪录片创作，并参加了当时凤凰卫视的大型活动“两极之旅”。“这是我的学习之旅”郑鸣说，他见识了更国际化的节目策划思路、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学会了怎样运作大型活动。

　　然而尽管收获良多，郑鸣还是在两年后离开了凤凰卫视。“我是带着理想去的，也是带着理想回的。”在“两极之旅”路上，他萌发了沿周边国家走一圈拍摄“睦邻”的想法，却未获凤凰卫视支持。正在这时，哈尔滨电视台新台长上任，支持他的想法，并极力游说他重返岗位。最终，“睦邻”没能在凤凰卫视覆盖的全球华人区播出，却在国内外的许多电视台获得了不错的收视表现。

　　“出国采访几个月，每位队员多少都会有些情绪波动。但作为带队人，他不仅要调节自己，还要统筹全局。压力很大，他却笑着反问我‘难道男人最大的美德不就是忍耐吗’。”

　　——同事眼中的郑鸣

　　2005年3月，郑鸣终于梦想成真，他带着由4辆越野车、12名记者组成的摄影队，历时半年，从哈尔滨出发驾车穿越采访了与我国陆地接壤的13个国家和隔海相望的8个国家，制作成百集“睦邻”系列纪录片。

　　2006年11月8日，郑鸣再次出发，带队访问了18个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冠名“中阿友好万里行”，2月8日返回，节目正在后期制作中。

　　当梦想照进现实

　　“我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郑鸣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众多邻国的国家。如果我们和这些邻居们都交好的话是一种情况，都交恶的话又是一种后果。我就是想为邻里之间和和睦睦做点事。”

　　当然，好作品背后一定充满艰辛。这两次长距离采访让郑鸣和队友们饱尝了忍饥挨饿、坏天气、车祸威胁、连轴转工作的滋味，有时甚至如千钧一发般惊险。

　　2005年6月7日，“睦邻”摄影队结束在吉尔吉斯的采访后，驱车行驶在帕米尔高原，计划于当天通过海拔4855米的博尔德伯山口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当他们赶到吉塔边界时已经是傍晚6时，刚刚还是晚霞灿烂的天空，转瞬间就是阴云密布、大雪横飞。办理完所有的入关手续已经是晚上8时，这时的大雪已经转成暴雪，一尺厚的积雪完全覆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峦与沟壑，再加上夜幕和浓雾降临，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塔吉克边防军军官警告他们，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原地不动在车上过夜，若行车则凶多吉少。这时全队多数队员有程度不同的高原反映，头痛、心悸、气短、乏力，如果大家挤在车里过夜，从半夜到天亮之前许多队员都将面临诸多生命指数的严峻考验。怎么办？迎风停好车辆后，大家只好找来车上能吃的咸菜、大饼、方便面等充饥，后又翻出御寒服装和衣而睡。到了晚上九点多，气温降到零下10多度，许多队友已经昏昏睡去。这时突然从塔吉克方向驶来两部越野卡车，在雪后的山路上轧出两条深深的车辙，能见度也有所提高。征求了塔吉克边防军的意见后，他们立即顺车辙方向下山。又是连夜高原行车6个小时，凌晨3时他们终于赶到一座海拔较低的小镇……

　　突然降临的考试

　　记者的判断能力，首先来自知识储备，其次来自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对突发性事件，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平时的知识储备量有极大关系。在郑鸣偏爱的长距离境外采访中，这种突然降临的考试更多。那么，他能每次都交上满意的答卷吗？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叶研曾经和他多次合作，并担任“中阿友好万里行”总领队。“一本一本地看书，尽可能多地向专家请教。”叶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境外采访的必修课。出发前，郑鸣已经对我们要穿越的数十个国家情况了然于心，他的策划书写得尤其好：准确、大气。”

　　这得益于他不区分教室内外的学习习惯，也缘于多年前受到的那次教训。1991年8月20号，他一个人拎着摄像机，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等待第二天返回哈尔滨的航班。早晨9时左右，房间里其他的电视信号突然全部中断，只有苏联中央电视台在播出刚刚发生的一则新闻。

　　“我听不大明白那位漂亮的女播音员一脸严肃地说着什么，但从画面中我感到莫斯科正在发生一场严重危机，坦克已经开到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前。叶利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总统—正站在坦克上向围观的市民和军人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讲演，身后的白宫大楼已经有几发坦克炮弹炸过的痕迹。我当时第一个判断是苏联发生了政变，这可是天大的新闻。”郑鸣说，“接下来我就想我该怎么办？第一个念头就是借钱买张机票飞到莫斯科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事件。我还想到即使单枪匹马飞到莫斯科，我能抵达红场吗？我能赶上这场政变吗？最后我还能平安回来吗？”

　　在当时的苏联，外国人要想打国际长途要到电信局国际科，从哈巴罗夫斯克打电话，要人工接转到莫斯科，再到北京最后到哈尔滨，等于在半个北半球绕上一个巨大的“U”字形，一个国际长途如果三四个小时能叫通就是快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向台长请示这件事。身边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商量。他郁闷极了，一个人到黑龙江边散步，反复权衡，最后的决定是“回国”。

　　“到家里一看央视新闻，我立刻傻眼了。原来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被解除职务’，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这就是加速苏联解体的‘8·19事件’。”郑鸣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从此更理解了学无止境的含义。”

　　“你不知道跟他一起工作多累！就拿今天说吧，哈尔滨下着大雪，我一早起来赶到单位，却发现主任的车已经盖了厚厚一层雪，不由一阵愧疚。但转念一想，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到得比班车还早呢！”

　　—同事眼中的郑鸣

　　长距离采访的成功离不开团队协作。在郑鸣带领的摄影队里，几乎各个都是信奉“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勇敢者。但和郑鸣共事，仍然是“痛并快乐着”。

　　生活是工作的一部分

　　郑鸣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六点到办公室，有时七点就开始“抓人”—给同事打电话，大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来上班”。

　　“跟着郑鸣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哈尔滨电视台编导赵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不，‘睦邻’的片子还没编完，‘中阿友好万里行’的后期制作又排过来了。”

　　对他来说，生活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恰恰相反。譬如说，他吃饭是“五个行”，即：“吃与不吃都行、早吃晚吃都行、吃好吃坏都行、吃多吃少都行，有一顿让我吃饱就行。”这当然让大多数人吃不消。

　　但分长幼，不分尊卑

　　都知道跟着郑鸣干太辛苦，但诱惑—“做大事”的渴望以及宽松的工作环境—同样难以抵挡。

　　2003年，哈尔滨电视台成立纪录片部“郑鸣工作室”。当时仅有6人，现在已发展到20余人。不少人直接跟他说：“郑鸣，我去你那儿工作呗，干啥都行。”

　　“我们省会台记者往往囿于市内。”王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郑鸣却印证了他最爱说的一句话‘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他为了“睦邻”这部大型纪录片的拍摄，写策划书、做可行性论证、拉赞助、找合作伙伴，不厌其烦历时三载。受到感召，王蓉从采访他的记者变成了他的下属，甚至连他最爱说的那句话也成为了王蓉的座右铭。

　　夏宇从哈尔滨电视台跳槽后才逐渐了解郑鸣，但很快被打动了，毅然放弃在北京月薪过万的工作，投入到“睦邻”创作中。“他是一个用行动作表率的人。”夏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作为总导演，他总是扛着架子、背着包，走在最前。这时常让人扪心自问，我一个年轻人如果偷懒对得起谁？”

　　赵咏也是一个追随者。在她眼里，郑鸣分长幼，但不分尊卑。他帮女同事提重物；天晚时送没车的年轻人回家；尊称所有带过他的长者为“老师”，但不允许同事自称“下属”，说大家是合作关系。“他是只求做事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确实累，但感觉有奔头。”赵咏说。

　　他不关心仕途，不关心赚钱，满脑子是做片子。在家里，房子不大，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家人有时也抱怨。“从小时候起，不记得他曾陪我玩耍过。”郑鸣20岁的儿子郑刚阳在采访中说，“也不记得他曾在出差时给我带过礼物。”

　　因为当他带着摄像机外出时，不管到哪里，他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采访。“我能感觉得到，他刚获范长江奖时非常激动。这个奖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满足。”郑阳刚笑言，“就是苦了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