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伊斯坦布尔？

　　福楼拜于伊斯坦布尔

　　梅毒导致福楼拜头发迅速脱落，返家时连他自己的母亲也认不出他来。尽管与梅毒搏斗，他却仍设法造访妓院。但是当向来带西方旅人去相同地方的翻译导游带福楼拜去加拉塔某个“肮脏污秽”、女人“丑陋无比”的地方时，福楼拜表示希望马上离开。

按他的叙述,“老鸨”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作为调解，福楼拜认为这位十六七岁的女子非常迷人。但女儿拒绝同他一起去，屋子里的人只好强迫她———读者只好凭空猜测他们是怎么做到———两人终于独处时，女子用意大利语问福楼拜能否让她看他的器官，以确定他没病。“由于阴茎下部仍有硬结，怕她看见，于是我装出绅士的样子，从床上跳下来，大声说她侮辱了我，说此非绅士之举，接着我就走了……”福楼拜写道。

　　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开罗医院某位医师为来访的西方医生以手势示范如何叫病人拉下裤子露出下疳。福楼拜详细研究并做笔记，心满意足地指出———就像他叙述托普卡珀皇宫某侏儒的身高、姿态与装扮的时候一样———他又看到另一件东方怪事，另一种肮脏的东方习俗。福楼拜来到东方观看美妙难忘的奇观，却也迫切希望考察各种疾病和古怪的医疗服务。尽管如此，他却不打算揭露自身的病变或怪癣。萨义德在他精彩的《东方学》当中分析奈瓦尔与福楼拜时，在开罗医院的序幕上做文章，但他并未提及剧终的妓院；假使他这么做，或许就能避免许多伊斯坦布尔读者援用他的作品证明民族主义情绪的正当性或表明如果没有西方，东方将是个好地方。或许萨义德之所以将之省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不曾成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是他关心的重点。尽管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梅毒从美洲传遍全世界，19世纪的西方旅人却把梅毒称作“法兰疾（frengi）”（或“法国人”），因为他们很清楚是法国人将此传染病带给其他文明世界。福楼拜造访伊斯坦布尔的五十年后，出版第一本土耳其辞典的阿尔巴尼亚人沙米（SemsettinSami）索性写道:“‘法兰疾’传自欧洲。”但福楼拜在《公认见解辞典》中依然跟他第一次自问如何染上这病看法相同———并未端出又一个东方—西方的笑话，他断定：这病或多或少传染给每一个人。福楼拜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对奇特、可怕、肮脏和古怪之事感到兴趣，他在信中详述“墓园娼妓”（夜间为士兵效劳）、空洞的鹳鸟巢、黑海刮来的西伯利亚寒风以及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许多来访者一样，他对墓园特别着迷：他第一个注意到，这些遍布全城的墓碑，就像死者本身在记忆中慢慢消失，亦随着岁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

　　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若干年后，我的妻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考试中使用“征服”一词，她的美国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义情结”。事实上，她使用这词不过是因为在土耳其念中学时学的是这种用法。由于她母亲有俄国血统，她可说是较同情东正教徒的。也或许她不认为是“陷落”或“征服”，感觉更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倒霉人质，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别无选择。西化运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促使伊斯坦布尔开始庆祝“征服”。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在我小时候，城里较直言的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抱着民族统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统治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回来驱逐占领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们变成次等公民。于是，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征服”一词。相对而言，奥斯曼人却愿意把他们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

　　西方人的眼光

　　阅读西方论述之时，有时我并非保持一段距离、将之当做另一个人的异国梦想来阅读，而是与之靠近，仿佛是自己的回忆。我喜欢发现我留意到却从未评论的某个细节，或许因为我知道别人也没做过。我喜欢挪威作家汉姆生描写我儿时所知的加拉塔桥（由船屋支撑，在往来车辆的重压下左右摇摆），就像我喜欢安徒生描写墓园两旁“幽暗的”柏树。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欢喜，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他们时而准确地（因此有点令人难堪地）描写后宫、奥斯曼服饰与奥斯曼仪式，这些描写与我本身的经验有着天壤之别，就像描写的不是我的城市，而是别人的城市。西化，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做“异国”来欣赏，品味如画的美景。

　　为了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从而保持我与它的活跃联系，有时我自欺欺人。有时候（在我有一段长时间未出去走走，或懒得去寻找耐心等在另一栋房子的另一个奥尔罕之后），我担心我对这地方的眷恋之情会使我的脑袋僵化。孤立将扼杀我的观看欲望。然后我安慰自己，由于花大量时间阅读西方旅人的叙述，我观看城市的方式有种异国观点。有时读到未曾改变的事物———某些大街小巷、依然矗立的木头房屋、街头摊贩、空地与“呼愁”，尽管人口膨胀十倍，这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便哄骗自己，西方旁观者的叙述是我自己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