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位女性,两件事情先后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
一是曾演过林黛玉的影星陈晓旭,抛弃亿万家产,剃度出家;再是上海一位身患绝症的医生陈海新,用未瘫痪的右手为病人把脉开方,14年来忍受巨大病痛接诊23万人次,开的药方又便宜又好,不幸英年早逝,生前留下遗言捐献遗体和角膜。
很巧,两个人同姓,年龄也相仿,但她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今天的社会,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陈晓旭钻研佛学多年,一朝遁入佛门,这是她的信仰,无可非议。用余秋雨教授的话说,她也许比一些没信仰的人要好,似也不无道理。她的选择至少告诉人们一件事:金钱和物质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幸福和有意义人生的追求。
但是,陈海新的选择又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痛苦的肉身,一个自知短暂的生命,仍可以通过坚定地为众生除病解痛,让人生放出异彩,让生命获得永恒。我们不能说陈晓旭的选择一定是看破红尘,佛门子弟也是以善为本,爱及众生的。但是,与陈海新相比,她对现实和尘世的态度,犹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引用的:“抱的目的是使精神对现实界的一切漠不关心”。显然,这不是我们倡导的积极的人生观,因为它对社会和人类的进步缺少理想,缺少直接的关怀和有力的推动。
诚然,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一些人的人生动机已简化为单一的物质需求,社会出现了理想缺失、精神恍惚的状况,这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陈晓旭的选择或许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对物质主义的一种消极反抗。但是,陈海新的故事再次证明,即使在市场的滚滚红尘中,即使在有人抱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当下,百姓依然有追求,民间依然有美德,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我们民族得以繁衍、昌盛的精神支柱。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曾引发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人活着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生活还相对贫困,生存的矛盾还相对突出的那时,这样的讨论可能还略显空泛。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已沧桑巨变,物质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思想观念出现了多元形态,这个时候,人们愈加感到一种与传统衔接,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文明融合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似可看作民族呼唤建立共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陈海新的人生追求似可看作对共同价值观的个人实践。我们应该像陈海新那样,用自己积极的人生实践为丰富共同价值观而添砖加瓦,唯有如此,我们民族前进的步伐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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