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沈西蒙

　　看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报道，我不由得又想起1919年出生于浦江之畔的军旅作家、“霓剧”的原创编剧沈西蒙。

　　我和沈西蒙由于话剧创作的因缘，自1978年初相识相熟，我很珍惜这份持续了近30年的称得上君子之交的友谊。

当时，他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兼总政文工团总团团长，总团下属总政话剧团、歌舞团和歌剧团3个团。上世纪80年代初，出于对故乡上海的深厚感情以及想退下来以后在上海静心创作的愿望，由上级安排,沈西蒙回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去年4月，沈西蒙逝世后，文艺界有些人士曾谈及，沈西蒙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怎么没有作品？人们有这样的疑问，不能不说是沈西蒙晚年留下的一个遗憾。其实，他曾要求自己在晚年尽其全力写出一些好作品，并确实为此而作出艰苦努力。先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曾去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体验生活，又去深圳采风，创作了长篇小说《山外有山天外天——牛仔兵启示录》，199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更满怀激情和想象，调动起几十年部队生活的积累，拟构思和创作话剧《南国丽人》三部曲，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峥嵘岁月,并很快创作出其中的第一部《秦淮丽人》，写的是抗战期间南京多位年轻的爱国知识女性投奔抗日前线并在战火中历练成长的故事。他曾把初稿给我看，我为这个剧本很强的文学性、诗化的对白以及场面恢宏、人物形象精彩缤纷而称好，同时，我也为剧本的这些特点有可能影响排演而担心，因为剧本人物多、场面大，搬上舞台的难度不小。后来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没有一炮打响。

　　即使这样，他继续构思写作《南国丽人》第二部。此外，他还和南京军区多位老作家一起创作《粟裕大将》的电视剧剧本。他在上海天山路干休所里的住处，一度像招待所，部队老作家们在那里吃住、开会、创作。其夫人孙克蓓则当起了这个创作班子的“后勤部长”。艰苦的创作对一些老作家来说，常成为发病的诱因。沈西蒙也曾多次因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医生和家人不得不劝阻他停止创作。《粟裕大将》剧本创作也被搁置下来。

　　在我的记忆里，晚年的沈西蒙，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常把在马路上摆摊的剃头师傅请到家里来给他理发。一边剃头，一边和师傅聊天，其乐融融的情景像是老朋友。他也常到澡堂里泡澡，和浴客们聊天，还细心观察搓背师傅的动作，说这也是体验生活。他还主张和杂文家交朋友。曾有几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常发表一些杂文，他每看到一篇，总在当晚就打电话给我道贺并鼓励一番。他还托我把沪上三位他所尊敬的著名杂文家冯英子、何满子和虞丹（蒋文杰）介绍给他认识，我因为忙，一度拖延，他就急着独自去拜见了。

　　在上海，沈西蒙曾有几位新四军老战友，也像他一样担任文化工作方面领导，可大多先他而去。他和新四军时期的老领导、当年一起创作过话剧《甲申祭》的夏征农,和建国后主管军队文化工作的老领导、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沂等时有来往。在我留下的印象里，他对老领导很敬重。老领导们也都鼓励他写出好作品。可惜，因心血管疾病在晚年长期折磨他而未能如愿。如今，他虽然走了，他生命的光泽依然。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南征北战》、《杨根思》，及其它10多部戏剧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