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等省竞争国家试验新区

　　广州认为第三个新区如能落户,能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

　　新快报讯(钟欣)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广东等省市争夺“试验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北、湖南、辽宁、海南等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将其某个地区甚至全省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试验区”战略价值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鉴于对此的认识，目前高调加入争夺战的省份大多以带动区域发展的姿态表述理由。其中，广州认为，在全国开发区原有优惠政策开始逐步淡化的形势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新区如果能落户广州则是一个好契机。

　　各方争夺利益何在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毕竟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尽管目前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还是没有眉目的事情，但是，各地争相提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一方面是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另一方面，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许多专家都认为，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例如中央财政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5年内每年给予10亿元专项补助。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滨海新区就承载着“一圈(环渤海)一线(陇海线)”融合发展的强大区域带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