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崔永元
去年5月1日，崔永元带着26名队员重走长征路，从他们迈出长征第一步那天起，与赞美相伴随的质疑与批评一直没有停息。因为崔永元个人曾经患有忧郁症，有人认为“我的长征”不过是用几千万预算打造的一出游戏，一剂帮助小崔治疗失眠的偏方；一场打苦情牌的“公费旅游”。在长征途中，甚至有网友认为崔永元拿“长征”来标榜自己，羞辱了许多人的情感、良知、信念。面对质疑，小崔有着怎样的态度，崔永元做客央视《面对面》，在与王志的对话中，责任、良知与尊严是几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
看不惯娱乐的浅薄
记者:有人质疑《我的长征》用几千万的预算来帮小崔治疗失眠。
崔永元:我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职称没评上，房子不够大，车不够好。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失眠过，我失眠的时候是我晚上看电视，看到我的同仁做的一些疯狂娱乐的电视节目，让我感觉到浅薄，不负责任。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人用这样一些特质，想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觉得很难。我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所以我想呢，我能改变其中一些人什么呢，我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做电视的人，我觉得如果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对历史有兴趣，愿意独立思考，可能就功德无量。
记者:那通过这次长征，能改变什么呢？
崔永元:队员们起码对长征段历史有兴趣了。过去极左的那套东西，弄得很多人现在反感这段历史，现在大家排斥它，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它。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多岁人，基本上是在社会上干事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有责任，应该这拨人来承担责任，但情况其实挺不乐观的。比如我沿途看到的纪念馆，很多纪念馆的照片摆的是错的。我认为比如是领导人的照片，那一定要按照当年真实的情况摆，对不对？还有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就让我们把真的历史事实给忽略了。这段历史得有人不断地说，得有人把它当个事，比如说媒体就应该总说这个，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责任。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响几个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的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做慈善自己得到的更多
记者:有人质疑，这几个月下来，公益到底是做了包装呢，还是做的实事，拿事实说话？
崔永元:我们慈善做了25种，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甚至我说，为什么很多人热衷于跟我们做好事呢？因为你这周做了好事，下周中央台就给你播出来了，因为这个有些人也愿意做慈善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有人认为这很功利，但功利有一万种的时候，你就让他选这种功利，我觉得向善也需要鼓励，只要能鼓励出善来，就是好事。
这次我们盖了二十所学校，得到了大益普洱茶、爱国者数码这些有爱心的企业的支持。我们放了130场露天电影，放电影的那场面太让人难忘，最多的一场有3000多人。孩子怎么说？听说过电影，第一次看，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太行山上》，看电影的时候，当我们部队冲锋的时候，全场呐喊，这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场面。我们帮助了230多个小学，慰问了300多位老红军，给他们发了羽绒服，发了水壶，发了暖手炉。还修了八座无名烈士墓，因为有名的都有人修了，无名的都年久失修了，我们全把它修好了。
但是你听听这些慈善举动，哪些需要深思熟虑，都是杂乱无章，都是举手之劳。做慈善的人都需要调整心态，因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视，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视，觉得你像个救世主，你确实帮助了他，这不假，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更多，比如我说的那种心灵的净化，这哪是用钱可以买来的呢？
记者:你曾想过邀请明星为当地百姓举办公益演出，后来为什么放弃？
崔永元: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我也是著名的演艺界人士，他们根本都不认识我，我们到那演出没有意义，演出要花钱，我们用这个钱能干点像模像样的事，有什么不好。走到湖南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心痛了，小孩不知道足球是什么，那时候正踢世界杯呢。做慈善活动，让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想法，过去总觉得慈善应该是李嘉诚、霍英东他们做的。走了一圈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而且做慈善花不了那么多钱，你可能只有一千块钱，你就能让一个学校翻天覆地，他们用好的黑板，好的课桌椅，五颜六色的粉笔，玩具，甚至他们喜欢的一些书籍全配齐了。
记者:除了钱，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
崔永元:回来以后我就和中国红十字会联系，想建一个基金来培训乡村教师。把乡村教师请到北京，让他们住好的宾馆，每天洗热水澡，要让他们换衬衫，吃好吃的饭菜，然后坐火车，坐飞机、坐出租车，看电影，看话剧，看歌剧、看芭蕾舞，看展览，看最新的科技展。然后他们脑子非常丰富就回去了，因为在农村里，老师在给孩子讲课的时候说，飞机是一个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孩子们问老师，乘客坐在哪儿，他说坐在翅膀里面，你相信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学生吗？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教师眼界开阔起来，精神贵族起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岗位去教那些孩子，这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国民素质出了大问题
记者:在长征行走中，你曾对队员们说，如果让日本或者韩国的队员来走，一定会走得比他们好，这样的话是光刺激呢？还是另有深意？
崔永元:其实我很着急，我在日本的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前面的人都不躲，我觉得这些人真给他面子，我们无论如何要让开他，恨不得给他拽到站台上。但是那些人都不躲，过了一会儿，“哇”他吐了，吐得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那个喝醉的人擦，我们很难做到，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因为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心里难受。我就想，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我们产品不如他们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素质整体要比人家低，我们才什么都不行，我着急这个事情。
记者:你是不是多虑了。
崔永元:这个事真的不归我管，但是我总是一看到就想起来，你怎么办？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每当我出国，不管到一个什么国家，我那个护照都被人家三番两次地检查，怀疑的目光，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有。为什么大家不在意呢？我们就愿意低人一等？
记者:很多人在意可能不说。
崔永元:我觉得媒体的人必须说，这样大家就可以探讨一下什么原因。我记得前一段有关部门说我们的人出国旅游太丢人，要整治，要做文明培训，但其实，我看那些毛病，全是在国内养成的，他们在国内旅游、生活、工作全是这么个状态，你让他拿上一本护照，穿上西服一出国，就变成谦谦君子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很无聊，为什么要对出国的人进行培训呢？他在这个国家就可以随便，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就规范他。
记者:那每天都在讲爱国，很多东西提醒我们爱国。
崔永元:爱国是爱什么，其实包括爱国家的脸面，每个公民做事都那么不得体，这个国家就没有脸面。有一次我在迪斯尼看到一个特别胖的美国人，穿着一个大裤衩，那裤衩上是美国国旗，我就觉得哪个国家年轻人都这个德行。到晚上了，他们在降旗，奏国歌，他马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捂着自己的胸口，表情非常严肃，那个瞬间很让我感动，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成功，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地方、什么状态，国歌奏响时，你要表现出敬畏之心，尊敬之心。你看看咱们的体育比赛，奏国歌，我们的观众，坐着的、接手机的、交头接耳的，干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们在长征路上的一些争论，比如该不该排成队，见到无名烈士墓的时候，应不应该鞠躬，这些争论我认为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仪式，这个仪式不能少，表示我们的尊重，敬仰，是必不可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仪式，我们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太少的，形式感的东西太多了。
抢救“口述历史”
记者:那很多人认识你是从《实话实说》开始，很多观众都说了，还是最喜欢《实话实说》时候的你。
崔永元:那时候年轻、漂亮，脑子灵，肯定更招人喜欢，人到中年以后看不惯的多，磨磨叨叨闲言碎语的，也真的是挺招人讨厌的，但是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个过程。
记者:那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
崔永元: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我指的是口述历史，我希望在能找到的各个时段见证、参与过历史的一些人物，我都能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比穿名牌衣服，开好车、吃好饭，受到别人的夸赞，得到什么莫名其妙的荣誉都重要。
记者: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
崔永元: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可以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你还是最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你仍然很有市场。
崔永元:谈话节目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让我操纵一个现场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到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那东西没什么用，那东西可以扔了它，联欢会的时候拿上来使使就行了，所以我必须得找冷门，我现在觉得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者的抢救，及时抢救，这是最冷门的了。我希望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想了解这段历史，我就说你到资料馆去翻，所有的影像都有，我女儿看完了特别受感染，觉得非常棒，她就问谁做的，我就告诉她是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当时掏钱自己做的，总得有人干这个事，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