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优越感就不可能平等待人,就可能起纷争。因此,老庄讲“齐物”,乃至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高论;佛家讲“众生平等”;天主教所列的“七宗罪”之一是骄傲(Pride,亦可译得意、自豪)。在哲学意义上,用至上的标准来看,任何人有任何方面的优越感,都是浅薄的。
但是,凡人又难免会有优越感。贝多芬倔强地说:“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而他以才智傲视王侯,以傲视王侯的品格傲视向王侯行脱帽礼的歌德,不是有双重的优越感吗?做不到泯灭是非高下评判而有所执著的凡人,具有一定的优越感是很自然的。
令人不能已于言的是某些人的优越感,不仅陈腐发馊,而且荒谬可笑。比如王朔。
王朔“复出”,从电影圈到文化圈放言无忌骂了不少名家大腕。中青报《冰点》载文斥他是“妄说”,近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有文说他“半是装疯半叫卖”。我感觉,他骂张艺谋的《英雄》是“臭大粪”,他斥李敖是“自大狂”等等,不无道理。他自我吹捧“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未免搞笑。这都不算什么,权当一家之言,或逗您玩儿的耍笑。
我反感的是他在家庭出身上的优越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大谈家世背景,说:“我们家是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地方的体委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军队系统。我父亲是一个教员。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我们军队里唐诗宋词都是幼儿园看的……战争是艺术,小说算个屁……我们是军队,军队里要讲实话。从小认为我是军属,我有军属意识,我认为你们家都是老百姓……我学的比你们多,我们从小在夏令营全打小步枪,翻两米高的障碍……这帮孙子,说我是痞子,把我气的!”(见该刊今年第7期)
我的同学、同事里就有好几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并不像他这样子张狂。“优秀人种配的”这种法西斯语言亏他说得出口。幸好他从幼儿园起,在老师和家长眼中算不得优等生,否则还不知怎么神气呢。幸好他的父母不过是军队里的技术人员,在军队里等级并不高,而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否则还不知怎么摆(家)谱呢。幸好“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盛行时,他刚上小学,没有作大恶的能力,否则——否则,他倒有做“五一六分子”、当“狗崽子”的机会,使他的“血统论”和优越感受到当头棒喝!
王朔的优越感有三层:一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猜测对他不恭的王××是“农村出生的”);二是“大院子弟”对“老百姓”的;三是皇城根的人对皇城外子民的。他鄙薄港台文化这且不说,王朔毕竟老了,恰如他所说他是毛泽东教育的一代,对挟西方强势商业文化而来的港台歌曲影视感情上有所抵触,实乃正常。而他以北京文学的代表自居与江浙作家较劲,说什么北京出三个人,曹雪芹、老舍、他,浙江出三个,鲁迅、金庸、余华,结果至少是2:0,曹雪芹胜鲁迅,老舍胜金庸,余华跟他没法比,联系他以前对金庸语言的批评,可见“京片子”的傲慢与偏见多么深!不就因为北京是首都吗?当年首都在南京时,赵丹白杨们的江浙腔官话就是最时髦的。假如首都定在成都,成都话岂不最有地位?将这种“优势”引为自傲,器量未免小了点。
尤其可笑的是,王朔自称正在精研佛学念《金刚经》,信奉“众生平等”。我们可以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和尚”二字置换成“痞子”。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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