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突出，怎么解决？成都市的做法是：城乡一体化，跳出“农”字破解“三农”，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沿海城市化中出现的分散建设、资源利用水平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城乡互动，同发展、共繁荣的新路。
今天，记者带你走进成都市红砂村，去看看那里的新农村是如何做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
曾家花园 日进账七千元
“现在城里人都向往红砂村人的生活。”昨日，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副调研员邓秀蓉这样对记者说。
而在四年前，红砂村人到城里打工，都不好意思说是红砂村的。
曾华美现是曾家花园的老板，2003年前，她在市区打工。每当问及她是哪里人时，她都不愿说是红砂村的，因为当时村里太穷了，“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
“当时一家4口人，耕地有3.8亩，收入主要靠种花、卖菜。一年下来，收入还不到2万元，如刨去肥料、摊位费等，根本没多少利润。”父亲曾光海说。
2003年9月28日，曾家开起了农家乐，从4张桌子起家，每天能接待40多人，现已扩至50多张桌子，可一次性接待230人。曾光海兴奋地说：“上个周末，我家一天就进账7000多元。”
红砂村村民现有地租、务工工资、经营创收、入股分红四部分收入。曾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不但成了城市居民，还当上了老板。去年，办农家乐赚了8万多元，另外，出租土地每亩租金1800元，村里分红每人500元。妹妹在村里当导游，月收入也在1200元以上。”
记者看到，包括曾在内的红砂村人的居住方式与城里人无异——青砖白瓦的川西民居，独立水厕，水电气光纤全通。红砂村人的生产方式是花卉业加餐饮业——93家农家乐，33家花卉苗圃。
2006年，200多万客人在红砂村消费了近6000万元，红砂村人均收入达7850元，比2002年时的3850元翻了一番。而这一年，成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905元，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789元。红砂村人与城里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花卉大王租地增加十倍
人居环境的改善，催生了休闲旅游业的兴起，改变了农民向土里刨食的习惯，也改变了传统的单家独户、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
37岁的技术型花农何斌是土地流转政策下成长起来的红砂村“花卉大王”。2003年，村里开始大规模土地流转。有政策支持，何斌从土地流转中心租了15亩地。
昨日，记者见到何斌时，他正开着三轮车急匆匆运送非洲菊到批发市场。年初，他与上海一家公司合作，先后在锦江、双流租下了近200亩地。他毫不隐瞒地说，去年光是15亩地纯收入就达10多万元。
“土地流转后可成片经营，花的品质更好，卖价才能更高”，何斌深知规模经营的好处，并认为引进外来龙头企业很重要，“一年就可干成我个人10年都干不成的事。”
据介绍，红砂村1600亩耕地中，90%都流转给了种植大户。红砂村的花卉种植大户共33家，既有美国维生花卉公司这样的外来企业，也有何斌这样的本土花农。2006年，红砂村花卉销售收入超过8000万元。
政策扶持打破二元坚冰
曾华美、何斌的经历，是成都市660万正在和即将面临重大变迁的农民命运的写照。如今，红砂村已经改叫红砂村社区了，因为2511名村民三年前全部变成了居民。
红砂村距成都东二环路7公里。这7公里曾是巨大的城乡鸿沟。短短两三年间，是什么力量让红砂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锦江区委外宣办主任苟蜀红介绍，红砂村变化如此之大，是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结果。
“把基础设施接进去，水、电、气、通讯等都接进去，让它在基础设施上和城市一样，然后以花卉产业为生。”2003年10月，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给红砂村画了个简洁明了的蓝图。
2003年10月的四川省首届花博会，作为主会场的红砂村首次走进公众视野。这一年红砂村的新闻开始多起来——红砂村人喝上了城市自来水；城市公交车开进来了；实现了垃圾袋装化；城里的路灯也照进来了……
苟蜀红介绍，在不征地、不拆迁的情况下，锦江区以政府补贴的形式支持红砂村农房改造，并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权流转、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政府补贴、村民自建的方式改建的花乡农居共有308所。
自2003年起，红砂村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府部分补贴的政策引导下，农民100%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93%的失地农民、66%的准失地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男满60岁、女满50岁者同城里居民一样享有养老金，生活困难的17位村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
农业户口今年淡出成都
今年，成都市将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乡户口一元化登记管理。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认为，全市660万农民虽彻底告别“农业户口”这一沿用了数十年的名词，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还不是简单的户口转变和居住地点的改变，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许多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专利”将延伸到农村。
有了巨额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才导致成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介绍，自2003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至2006年，全市财政用于支持“三农”的投入累计达137.44亿元。其中，2006年，成都市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69.24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4.87%，比2002年增加了7.83倍。
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副主任赵安如介绍，2003年以来，该市主要实施了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之路。其核心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目前，成都市将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调整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入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31个，工业集中度达59.9%；已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67个，入驻农民14.7万人；共实施土地规模经营153.8万亩。土地规模经营后，亩产增收600多元。
四年来，全市共有40万名失地、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由3.7%下降至2.8%。农村劳务输出和转移就业累计超过201万人，基本达到比较充分就业。
成都模式重庆能否复制
1997年3月14日，重庆市直辖时，中央就赋予了这座年轻的城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历史使命。重庆市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能够复制成都模式吗？
赵安如认为，成都市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城乡产业效率、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这在重庆市依然存在。成都模式对于中西部地区破解“三农”难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而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王光四认为，对于高山、深丘陵地区，要成功复制成都模式难度很大，因为土地整理技术难度大、成本太高。不过，重庆市主城区、近郊、渝西地区仍可借鉴成都市以县城和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积极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做法，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教授认为，如果要学，最应该学也可以学到手的是，政府出面进行资源整合，至于具体做法不可一味模仿。因为要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对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资源整合中，政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在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过程中，政府有必要补上一课。这就是不能只是一味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把土地从农民手里买来就完了。真正的城市化，是农民身份的转变，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后，农民与城镇居民一起享受城市化的利益，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记者 陈林 邓全伦 李伟 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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