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星星》：意大利工人的中国之旅

　　《消逝的星星》：意大利工人的中国之旅

　　阿米里奥此次拍摄的“中国”，距离上一部著名的、同样由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已近35年，它们都诚实与诚恳，但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文/卫西谛

　　中国观众对出生于1945年的吉安尼•阿米里奥颇为陌生，不过对近20年的意大利电影有兴趣的影迷应该记得他的《小小偷的春天》《他们微笑的样子》，以及2004年的《房间的钥匙》。

　　此次这位意大利人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影片，距离上一部著名的、同样由意大利人拍摄的《中国》已近35年，它们都诚实与诚恳。但是，2006年的《消逝的星星》与1972年安东尼奥尼执导的纪录片《中国》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这不仅体现为纪录片与剧情片形式上的不同，而且还体现在视线的不同上。《中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中国，而《消逝的星星》则以一个介入者的姿态来体验中国。不过，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失败”：安东尼奥尼因为此片曾受到《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猛烈攻击；而《消逝的星星》在上海放映时，几乎没有媒体以应有的篇幅预告和报道这部如实呈现当下中国的影片。这种“失败”在影片中已经有所预示：意大利下岗工人文森佐远渡重洋，想为中国刚从他们厂进口的一台“问题高炉”做维修，他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宜宾、包头，历经千辛万苦送到了他制作的精密部件，最后却被中国工人毫不在意地丢弃了。

　　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这部影片的感动来自于影像的层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电影里，几乎看不见如此真实、生动的中国——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的导演，似乎都选择逃避诚实而又诚恳地表现这个国家。在这里要惊叹阿米里奥的敏锐，他所选择的画面看似随意取得，但都是典型性的：如同巨大工地的城市、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村镇、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尘土飞扬的采石场、热浪扑人的高楼，甚至是路边饭馆、大学食堂、城镇理发店都能准确地还原其气氛。

　　阿米里奥除了观察力极强之外，他的执导能力在这部影片中也值得赞赏，如同意大利本土刊物《改良者》所评价的那样：影片从剪辑、配乐、摄影、调度等等方面都非常优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这些中国观众看到一个外来者打量自己的国家时，没有感到异样，相反觉得亲切，顺畅。

　　阿米里奥几乎用了所有中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运载他的主人公在中国大地上移动。意大利工人文森佐的中国之旅，显然充满了忧思。这种忧思表现在人口众多、污染严重、过度发展的景观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孩子的忧虑上，阿米里奥的镜头、文森佐的目光几乎是凝重地望着影片中几次出现的儿童画面：工地上无人看管的孩子、溜冰场上莫名快乐的孩子，以及未婚先育的翻译刘华那藏匿家中、很可能是黑户的孩子。对下一代的忧虑，在影片中看起来似乎过分“深情”，但也可以令中国人深省，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景象，其实也是令人震惊的。显然，阿米里奥和他的主人公文森佐一样渴望了解真实的生活。在影片中，刘华在文森佐已见识了她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对他说：“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生活。”而文森佐同样回答“你也不了解我的。”所以，阿米里奥并不期待在这部影片中对中国的现状表现出某种立场来，他的批判和同情都十分克制（仅在极少处因文化差异轻率地表达了不解），同时他也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淳朴与良善。

　　另一方面，《消逝的星星》也有遗憾。很显然，阿米里奥不单是要表现一次“中国之旅”，而且要表现一次“心灵之旅”。文森佐作为一个婚姻破裂、又失去工作的意大利人，来到遥远的异乡做一件他认为值得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责任，而且多少有着追寻缺失的感情、修复内心创伤的意味。但是影片始终没有展现文森佐的心灵前史，如果你要追问他到底为什么来，为什么潦草地完成任务，之后又为什么释放情绪似的哭泣，你将没有答案。我们可以感受到导演在“含而不露”地处理他的主人公（包括女主角刘华）的内心，但过度的含蓄使得影片在情感上失去了张力与粘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