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名人超生挑衅生育国策
出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初,许多农村曾出现“超生游击队”。然而,近年来,一些富人和名人利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掀起一股“超生波”。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说,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手段主要以收取“社会抚养费”和给予“行政处罚”为主,因此对商人、明星和自由职业者“无可奈何”。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着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应仅限于‘打压’。严惩也不应成为制止富人、名人超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律师马林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
“超生贵族”将受双重惩罚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人口基数仍旧庞大,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时候试点二胎生育政策,显然不合时宜。也会向全国人民发出错误信号。
日前,有消息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将出台新政,对富人、名人“超生”进行经济和社会谴责双重惩罚。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强调,考虑到大部分名人并不惧怕罚款,而是注重名誉,因而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建立一个不良记录档案,一旦他们“超生”了,就将受到经济和社会谴责的双重惩罚,包括他们将不能参加各种奖项的评选等。然而,具体细则尚未出台,外界已议论纷纷,名人如何界定?社会谴责如何体现?“外籍”名人又当如何论处?看来,名人“超生”这一顽疾,并非一纸规定所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本报综合报道(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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