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打狗困局

　　重庆万州打狗困局

　　一纸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告引起的反弹大大超出政府预料

　　去年以来，打狗风暴从云南牟定蔓延，开始席卷山东、福州、合肥、惠州、桂林、四川……社会舆论的谴责并没有遏止这场风暴，当漫长的狗年日历翻过去的时候，屠狗风暴在今年3月抵达重庆万州。

出现狂犬病疫情扑杀一定范围的所有狗只，这种习惯性的做法在万州区政府看来并没什么不妥，完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直到3月6日，近千养狗市民聚集到广场。

　　3月9日清晨，重庆万州区集中社区书记办公室门口。远处的雾气还没有散去，杨德林不停地来回踱步，四处打量着周围的墙壁，等待着妻子的消息。看到格子窗映出自己茫然的眼神，他双眉紧锁，显得有些憔悴不安。

　　“他要我把小狗送人，大狗交给他们，我晓得交给他们处理就是杀掉，我怎么可能答应。”谭忠琼从集中社区书记王克忠的办公室走出时，平静地告诉丈夫杨德林，要马上转移狗儿，就到隔壁梁平县深山里去。

　　“狗妈妈”的恐惧

　　谭忠琼爱狗如命，收留了45只流浪狗，在狗与家庭之间，她选择了狗

　　当天晚上，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和一些年轻人的帮助下，她连夜将已经收留的45只流浪狗运到了梁平县。如今，在梁平铁峰山上，她独自守护着80多只狗只，救援着狗儿，也等待着被救援。而这一切的纠葛源于重庆万州政府3月1日的一纸打狗令。

　　从去年9月以来，重庆万州区高峰镇、双河口街道相继发生3例因狂犬病致死的案例。而今年2月17日的一桩病例直接引爆了万州政府的全城打狗令。3月1日，万州政府划定整个主城区为狂犬病疫点疫区，令市民在15日前自行处理狗只，而16日开始，则要全城区进屋打狗。

　　从1993年开始，谭忠琼就开始陆续收养流浪狗，自1995年从万州彩色印刷厂下岗之后，她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收养流浪狗的事情上，如今她是万州城区有名的“狗妈妈”——大伙都这样称呼她。如有爱狗市民喜欢她收养的狗，她会大方地送出，并定期回访，这么多年下来，家里还有45只流浪狗，被她安置在集中社区早已废弃的集中小学旧址里面。45只流浪狗一个月的食物，全靠着谭忠琼在邮电宾馆从事清洁工作的500多块工资。

　　除了平时打些零工活，谭忠琼一家三口几乎没有任何固定的生活来源，全靠公公从每月的退休金中给他们提供救济，刚刚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儿学杂费也是靠亲戚东拼西凑。杨德林表示，自己妻子既不会打麻将又不会跳舞，理解她爱狗如命的性格，但他一直反对过度收养，双方矛盾升级，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去年9月离婚。“我们平时感情挺好的，但为这事，我们吵过很多回，问她到底选择家庭还是选择狗时，她最后选择的是狗，没有要家里一点财产。”杨德林表示，离婚之后，谭忠琼就搬到了集中小学旧址，与狗只共同生活了两个月，他不忍心，最终又把谭忠琼拉回了家。

　　在得知万州城区的打狗消息后，谭忠琼就在当天下班后赶回集中小学，将外面溜达的狗只都赶回了屋子，反锁了起来。“在刚得知打狗令时，连续几天，她饭都吃不下，天天都往学校跑，你可以想象她当时那种焦急的样子。”杨德林表示，打狗令下来之后，也有市民陆续来看望谭忠琼收留的流浪狗，并会给予一些帮助，或钱或粮，“他们晓得你在收养流浪狗，也陆陆续续把大街上没人管的流浪狗都送来，现在总数有80多条”。

　　杨德林表示，妻子这么爱狗，万一政府真的按照通告执行，她完全可能出现个三长两短，现在，他成了这个城市最担惊受怕的人，随时都是呆在妻子身边，每晚都陪同她到高笋堂广场——那是万州市民平常打听消息的地方。

　　和谭忠琼一样，为狗事着急的市民不少。何平是万州顺发犬舍的老板，他的驻地有纯种德国牧羊犬42只，专门从德国引进参加CSV德国牧羊犬重庆会展赛的那只帕寇(packo)就花掉了他70万元。打狗令下来后，牧羊犬的训练全部终止，而已经报名的会展赛被迫请假缺席。

　　城区一些狗只被主人处理或者送出，一些宠物商店关门，宠物医院不再敢给狗只注射疫苗……万州城区关于狗只的一系列链条在悄然改变。

　　3月4日下午，几名年轻人在万州广场拉起了横幅，为谭忠琼募捐。当天负责收钱的潘媛媛(化名)表示，“我们几个年轻人，在网上自发联系起来，准备给狗妈妈捐点款。”才摆放了半个多小时，就有300多人捐钱，不过很快，横幅就被不明身份人士收走，而他们也被撵走。

　　没有转移狗只的家庭和谭忠琼一样，都在观望。他们守在屋里发短信，掰着手指数日子，等待。在万州上空萦绕的建筑轰鸣声、汽车呼啸声、市场叫卖声中，稍显空旷的广场上隐隐地在积聚着一种沉默，养犬市民们都在等待着政府通告上的截止日期，3月15日。

　　沉默后爆发

　　近千名养狗市民聚集到广场上抗议，打狗公告引起的反弹大大超出区政府的预料

　　和城区的近乎凝滞的气氛不同的是，政府指令在周边个别社区得到了强力执行。双溪社区是个距离城区中心10公里左右的移民社区，移民队队长骆大姐表示，居民很配合政府行动，通告一下，就已经开始自行处理狗只。该社区居委会主任杨真明表示，政府指令一到，双溪很快就成立了以民兵连长刘启川为首的7人打狗队。“我们是连续作战，截至昨天已经消灭了130多条！”杨真明后来一听说是记者就更加激动，“原则上我们是14日杀完，准备再搞他个几天。”

　　“你们不采取打疫苗的方式吗？”

　　“只杀，不打疫苗。”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大体上来说，还是顺利的。”

　　“遇到不愿打自家狗的居民怎么办呢？”

　　“说服不了，就出动派出所！”

　　来自城区周边打狗的坏消息不断地传到城区，城区的市民最终没有等到15日，他们开始焦躁不安。

　　3月5日晚，高笋堂广场会聚了近千名万州养狗市民。而第二天晚上，高笋堂广场的人数更是大幅增加，连旁边的街道都站满了人。“人在狗在！”“谁要进我的门，先要我的命。”各种各样的口号回荡在区政府门口，同时有市民在不断地给电视台拨打电话。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万州区政府才意识到3月1日发布的那一纸打狗公告引起的反弹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政府紧急派出工作人员劝离市民，当晚11点多，直到政府到广场的工作人员口头表示“不再进屋打狗”后，人群才逐渐散去。

　　经过了这样两个夜晚的抗议，城区市民虽得到了政府的口头允诺，但谭忠琼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相反，集中社区明确表态坚决要打流浪狗，而首先就要拿谭忠琼收留的流浪狗开刀。

　　周家坝街道办向主任提及此事就怒不可遏，“很多人都这样！你饭都吃不起，拿着低保还整天猫儿狗儿的！”表示要按通告规定严格执行。

　　谭忠琼从社区书记办公室走出的当天下午，就着手转移狗只，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算完成了转移工作。半个月过去了，谭忠琼一直和80多只流浪狗呆在万州附近的平梁县高峰山上，而食物全靠丈夫和一些年轻人送上山。

　　期望过高

　　市民隆重迎接重庆小动物协会的成员们，然而他们的建议根本没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万州打狗令一出，重庆小动物协会的网站就收到了网友的举报信，陈明才会长也接到了万州市民的来电，好多的市民，都要我们下去。3月5日晚，重庆小动物协会一行5人抵达万州。好多人来接我们，那场面，搞得那个隆重，陈会长一到广场，就被团团围住，名片一抢而空。协会工作组成员陈蜀回忆道，初抵万州的两天，每部手机接来电就过300，市民对他们抱有非常高的期望，以为他们是上面来的，可以摆平问题。

　　小动物协会抵达的第二天下午，在120医院蒲院长的引介下，万州政府安排六个部门负责人在卫生局办公室与小动物协会成员见面。

　　“去年就发生了疫情，当时为何没能及时处置？”

　　“今年再次发生疫情后，为什么堵住了正常的注射疫苗渠道？”

　　“有市民愿与狗狗共存亡，为什么政府制定政策前不听听老百姓的看法？”

　　……

　　协会这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回应，纯粹是走过场，我们的建议根本就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参加这次对话的协会工作人员陈蜀表示，就连不采用棍棒而采取电击的建议也未被采纳。

　　得知万州区政府没有丝毫妥协，当晚群众才在高笋堂广场口号抗议。而在随后的两天，万州政府也陆续收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亚洲动物基金会等很多NGO组织的抗议信和来电，并最终正式修订了原有政策，承诺不再进屋打狗，而只捕杀流浪狗。但这一承诺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而是通过3月9日《三峡都市报》一条未交代信息源和署名的文章《狂犬病防控知识问答》中透露。

　　重庆小动物协会成员初抵万州时，一些万州年轻人激情高昂，纷纷要加入协会。由于想入会的人太多，我们当时就考虑帮助他们自己建一个小动物协会万州工作组。陈明才表示。

　　但事情随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非常活跃呼吁保护狗只的10多位年轻人陆续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切和家人的阻止，他们不再敢去广场，就连给谭忠琼送粮送钱时，也是偷偷摸摸的。

　　甚至，他们对重庆小动物协会也是欲信犹疑，有人还专门打电话到重庆去打听陈明才的背景。筹建万州工作组的计划也遭到搁浅。

　　“这几天一下来，我的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老百姓那个变化，简直是冰火两重天。”陈蜀表示，离开了群众基础，协会几乎就没有丝毫力量。随后的两天，在转移完谭忠琼的流浪狗后，协会成员都陆续返回了重庆。

　　政府好心办了坏事？

　　这一纸政令完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法完全根据上面文件

　　在3月6日那场广场抗议之前，万州政府一直觉得自己的这一纸行政命令，完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诸多兄弟城市的做法一样，完全合法合理。

　　即使为了群众的安全，有必要这么大规模地屠狗吗？对此，万州宣传部科长刘勇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政府是以人的生命为最高利益，要清除传染的任何一丝可能性。

　　“不过，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弹。”公共卫生专家出身，如今是万州区政府疾控办负责人、卫生局副局长的谢纯孝拿出《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07号》文件表示，我们的做法完全是根据上面的文件来的。在这份2000年审议通过、2001年起施行的《重庆市预防控制狂犬病办法》严格规定:发生狂犬病例周围三公里均为疫点，疫点周围10至20公里范围均为疫区，疫点疫区禁养未经批准的犬只，否则将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政府组织捕杀，并对犬主处理千元以下罚款。

　　他表示，其实区政府也有区政府的难处，为了和重庆市出台的政府令文件口径一致，通告是得那样写，但具体执行的时候，区政府还是尽量会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的。

　　事实上，中央政府也在逐渐摸索正确而有效的解决之道。3月10日，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表示，农业部已正式启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疫病防控由疫情发生后的被动应急处置向完善预案、主动防控转变；由阶段性工作安排向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变。

　　为何地方政府执行方式与中央指示有如此大的差异？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芦荻表示，没疫情的时候，地方政府是多部门管理，一旦出现疫情，就变得没部门管理，加之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缺位，地方政府就会习惯性地采取简单的大面积捕杀策略。

　　随着养宠物的潮流在中国近年的兴起，狗只数量几呈爆炸性增长。据媒体报道，目前全国家庭饲养的动物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透露，仅有3％的狗只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在此背景之下，卫生部早就注意到狂犬病在全国范围的抬头趋势。今年2月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显示，狂犬病发病数从1996年的159例飙升到2006年的3279例，2005年度到2006年度绝对数就增加了742例，同期增幅高达28.48％。卫生部三令五申狂犬病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过，各地方政府对防治狂犬病防预有足够的自主空间。

　　除非大规模爆发狂犬病外，一般而言，世界很多国家通常的防预措施是，对犬只大规模疫苗接种。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材料显示，全球范围至少有18个发展中国家，曾因狂犬病而在2004年采取过大规模捕杀流浪狗行动，不过依然未能阻止流行狂犬病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曾就此颁发文件指出:狗只补充得很快，定期开展打狗，无助于流浪狗的减少和预防狂犬病，对狗只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才是阻止和缓解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措施。

　　国际科学管理狗标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也就此表示，大规模毁灭的方式，虽然短暂地减少了狗只数量，但低密度的当地环境将吸引周边地区的狗只迅速补充到当地，再次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而与此同时，几乎对真正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大规模捕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其实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破四旧、除四害的口号下，全民就曾浩浩荡荡入深山抓鸟消灭麻雀，而上世纪80年代掀起过全国范围的打狗运动，2006年以来各地兴起的打狗政策只是运动式解决公共卫生危机一个小小注脚。然而，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使不加区分的运动式动员政策不再灵光。

　　“狗患”无从回避

　　城市公共管理面临新问题，无论宠物主人，还是主管部门都还没完全适应

　　邓女士是集中小学附近的一位居民，她表示谭忠琼的狗只此前非常吵人，一叫几十条狗一起叫，她们全家都有苦难言，为此，集中小学附近居民去年多次和谭忠琼吵架。谭忠琼对吵架一事也并未否认。

　　记者采访了解到，万州一些不养狗人士都表示万州狗只太多，而且有些遛狗人不讲卫生，导致大街上时有狗只粪便，他们对此深恶痛绝。而万州政府也表示城市的狗患问题日益突出。针对所谓的“狗患”问题，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前不久做了超过400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标本认为城市狗患问题是人为造成，而希望政府立法反对抛弃，虐待动物的比重占到了78.7％。

　　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杨敏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养犬热之后，狗只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的重要一员。它们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的伙伴、是独居老人和丁克夫妇的“孩子”，它们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欢乐和慰藉。随着各社区犬只的增多，犬只伤人、扰民、环境污染以及养犬人和非养犬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城市公共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无论对于缺乏经验的宠物主人、普通公众，还是政府主管部门来说，都还没有完全适应。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全国并无一个统一的养犬管理政策和条例，即便是在全国的大中城市中，制订犬只管理条例的也只占极少数。出现了相关问题，很难找到法规依据裁决。

　　致力于北京市养犬立法修订的公盟研究员许志永表示，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问题，宠物市场背后的利益链条，也使得这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而致力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他建议政府应当深入调查，吸取发达国家的城市养犬管理经验，从而将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律轨道，而避免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他同时建议政府，完全可以将问题分担给诸如动物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去解决。

　　动物保护立法的呼声

　　让张吕萍女士有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动物生存状况

　　3月16日开始，万州打狗的一些图片也迅速在多个动物保护网站流传。网民们几乎都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呼吁禁止以残暴的方式对待动物。

　　事实上，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动物保护立了法。英国早在1822年就通过了动物保护的“马丁法案”，欧洲大部分国家在18世纪中期也针对动物保护立了法，到了20世纪初期，很多亚洲国家也开始动物保护立法，如今，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类似的法律法规，不过大陆在动物保护立法领域仍有很大的空白。

　　从2003年开始，每年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动物保护立法的议案提案。人大代表周屏去年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议案投进了堆积如山的议案堆里，像是投进了一个深深的枯井之中，今年她提交的是《宠物犬法》议案，她表示短期内要想将动物福利立法提上议程，可能性很小。

　　相对于周屏的悲观，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创办人张吕萍女士则显得更有信心一些。从2000年开始，她和她创办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就致力于呼吁动物福利立法。3月18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当天，中心就接收到了2万多支持签名者的来信来电，迄今他们已收到了30多万人的签名支持。她表示，随着观念的通融，不管是居民还是官员，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投射到动物的生存状况上，而这届政府的务实和开明使她这样的NGO人士有信心，相信此事能够尽快进入立法议程。

　　“一些网友表示这并不是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他们更关注当前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

　　“一直都存在这样的看法，动物保护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

　　经过几天的抗议和不安的等待后，高笋堂广场又一次苏醒了过来。临到傍晚10分，近千的男女老少，又开始习惯地聚集到那里，各自占据着几块区域，拿出土乐器，安装好各种设备，老年人吹奏传统的革命歌曲，年轻人打开现代的流行音乐，在那一片节奏明快、交织着欢笑的合奏曲中，有的人将上衣系在腰间，有的人拿出红头巾，开始踮起脚尖，扭动着身躯，非常自然地跳起舞来。

　　这片城区恢复了日常生活的平静，唯一发生改变的是，再没有人将他们心爱的狗儿牵出来溜达。

　　北京

　　去年11月16日，北京市养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市公安局、农业局、卫生局、民政局、海淀区政府的有关领导，走进海淀区大有社区，与社区居民座谈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宣传工作。市养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重申，此次养犬管理专项行动绝对不是“打狗”，目标重点是建立文明养犬的和谐社区。另外，全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都将逐步建立文明养犬公约和自律组织。此前，风传北京开始“打狗”，一时间无证养狗者惶惶不可终日，网上出现众多“应急对待打狗队低价寄养”消息，躲打狗队成为热门话题。

　　济宁

　　紧接云南牟定，在山东济宁，狂犬病疫情大幅上升也引发了政府的打狗行动。截至去年8月3日，先后有16人因狂犬病死亡，济宁市于是采取措施，在出现狂犬病病例的村庄，扑杀5公里范围内的狗；5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畜牧部门为狗强制免疫。

　　牟定

　　去年4月到7月，云南牟定县有3人先后被狗咬伤医治无效死亡，经临床诊断为狂犬病毒感染发病。牟定县为此掀起“打狗风暴”，按照政府部门要求，从7月25日到30日5天时间，全县5万只狗必须全部扑杀干净。先动员狗主自行扑杀，再由打狗队负责清理补漏。与此同时，专门抽调公、检、法及政府人员成立了打狗队，队长由县公安局长担任。只有公安局用于破案的警犬和一处守卫军火仓库的军犬能保住性命。据介绍，为了防止有狗外流，目前牟定县在县城通往周边的所有公路设立卡点，对过往车辆都要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有狗，当场扑杀。

　　玉林

　　今年1月15日至1月31日，广西玉林市对凡是未经过免疫的犬只、不按规定圈养的犬只和无主犬进行扑杀，按要求，在犬类禁养区及疫点5公里范围内，病犬、野犬、放养犬和违章养殖犬扑杀率要达95％以上。广西玉林市将视具体情况，每年在全市范围内自行组织2至4次犬类扑杀行动，从源头上控制狂犬病疫情。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陈亮

　　深度邮箱:

　　shenduduzhe@126.com

　　图:

　　万州天城山上，一条狗游走城市的边缘，3月16日开始的行动中，流浪狗是扑杀的重点对象。

　　3月5日晚，万州的高笋堂广场会聚了近千名万州养狗市民，各种各样的口号回荡在区政府门口。

　　2006年，农历狗年，打狗风暴在全国蔓延。　本报记者　方光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