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日，一伙车臣恐怖分子闯入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一间学校劫持1300名人质，两天后事件以流血结束，344名无辜平民被杀害，其中包括186名孩子。同年12月及第二年9月，俄罗斯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两次访问别斯兰，完整记录了悲剧过后那里人们的生活状况。
去年10月，安娜遭枪杀，去天堂和那些孩子们会合了。
本文摘自安娜被谋杀前写的最后一本书《俄罗斯日记》，该书将于下月在英国发行。书中安娜这样写道：别斯兰的男人们继续责怪自己没有救到自己的孩子，而女人们继续去小镇的新公墓……
“我要等他回家，他还被关在某个地方。”
别斯兰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秋天的学校事件已经结束，冬天来了，但是没有人感觉到好一些。那些孩子仍然下落不明的家庭，更是如此。没有孩子，没有葬礼，没有可以用来表达哀思的坟墓。11岁的阿扎·古梅特索娃到现在还没找到。齐法是读二年级的佐里克·阿加耶夫的母亲，事发后她几乎不出家门，她要在家里等自己的儿子回来。“万一他回来而我不在，怎么办？我该怎么欢迎儿子回来呢？”她说道。她的嘴巴已经扭曲变形了，这是她在那次人质事件中受伤造成的。“我知道这个镇的人都认为我疯了，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相信我的佐里克还活着，他只是被关在某个地方而已。”
孩子失踪的家庭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是像齐法这样的，相信他们的孩子还被扣做人质；另一种则认为孩子已经死了，他们被其他人弄错给埋掉了。
“佐里克会回来的，一切都会回到过去那样。你知道吗，9月3日，当时体育馆里很安静。恐怖分子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少数人看守着我们。我们都爬过了铁丝网，当时我们什么也不考虑了。我开始产生幻觉，我幻想着自己是在一具棺材里爬，然后，我听到一个恐怖分子喊：‘阿加耶夫，我们拿了些水给你，拿着！’”
突然发生了爆炸，齐法被炸出窗外。坐在她附近的每一个人都被烧死了，而她的半边脸也被毁容了。她已经做了几次手术，以后还要做，因为有4块榴弹残片取不出来。“所有这些疤痕和残片都不重要，佐里克才重要。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为他庆祝，庆祝他的重生，”她反复地说道，“我会大喊：‘大家看啊！佐里克回来了！’然后我再也不会让他离开……我不会让他们把袋子放到我家来。佐里克还活着！”
“袋子”，指的是经过鉴定后确认的尸体被放在一个袋子里送给其家人。佐里克到现在还没有确认。
齐法因为失去孩子而发出自己绝望的声音：“当佐里克回来的时候，我要带他去见德扎索霍夫总统（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所在的高加索共和国）和普京总统，对他们说：“看，这就是你们不曾努力去解救的天使！”
“我不想听自来水的声音。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喝水？”
31岁的玛里娜·齐西耶娃住在克胡马拉格村，那里离别斯兰有20分钟的车程。在那次人质事件中，她失去了她的丈夫阿特尔和儿子阿斯兰。阿斯兰当年仅有7岁，是2A班的小学生。玛里娜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5岁的米利娜。
阿斯兰的老师蕾莎说，阿特尔“是班上最好的父亲”。他坚持让阿斯兰上别斯兰最好的学校，尽管边工作边学习，但他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在事件发生的那天前，阿特尔从皮亚提戈斯克回来，并亲自开车把儿子送到学校。玛里娜本来也打算一起去的，但临时又决定不去了，而是留在了家里。
“我为什么没有去？我可以把他从体育馆里带出来！”玛里娜皱着眉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不想在米利娜面前哭。阿斯兰是一个大耳垂、瘦瘦的、可爱的男孩。所有人都喜欢他，“他很害羞。”玛里娜说。
玛里娜反复读着儿子在年度默写测试里写的五行字，这五行字似乎象征着儿子最终的命运：“5月18日，在公园里，一朵野玫瑰在茁壮成长。公园里有很多漂亮的、香香的花……”当玛里娜注视着这些书的时候，在她背后的床上摆列着阿特尔最喜欢的东西：一盒打开的香烟、他的学生履历、他的注册卡、他的作业，还有他的照片。他看起来很严肃，有一双思想者的眼睛。米利娜在照片前走来走去，特别地安静。
“头两个月，我完全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没有出过门，我忘记了房子。我不愿和女儿在一起。我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我不能忍受把水龙头打开，不能忍受听到自来水的声音。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喝水？9月1日之后，人们吃饭、喝水都让我很生气。我当时有些疯狂，现在还是这样。”
玛里娜给我看了一个小新书包，书包里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这个书包是来自“圣彼得堡的学生孩子”捐赠给阿斯兰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所有人不是都知道我们的儿子死了？”
有一封信来自“14岁的伊努西亚”，信中这样写道：“你在那可怕的几天里活了下来。你是一个英雄！”信中还说，他想和阿斯兰成为笔友。
“我们的地址怎么会出现在错误的清单中？”玛丽娜对这种由于粗心的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而哭泣，“那个书包让人难以忍受，它与我们想要的东西完全相反。我现在明白了，没有人会帮我。普京在哪里？忙着下令鉴定尸体，然后赶快送出去吗？然后，至少一些父母可以平静下来，可以有个表达哀思的坟墓吗？”
“请把尸体挖出来，你们埋错了。”
亚历山大·古梅特索夫和里玛·托齐诺娃是阿扎·古梅特索娃的父母。现在，亚历山大独自在悲伤和痛苦。他晚上不能入睡，责怪自己不能把女儿救出来。因为睡不好黑眼圈很重，他也很多天没刮胡子了。亚历山大和里玛在别斯兰一家一家地跑，试图劝这些人把他们已经埋葬的孩子挖出来。
只有那些被烧焦的尸体才被送到罗斯托夫的法医实验室进行鉴定，但是，还是有很多尸体被放在那里，没有鉴定。人们把尸体带回家。这是一个小镇，没有卖流行服装的商店，很多孩子的衣服是从集市上买的，都很相似。“一切都乱了。我们去停尸房看过，我们翻看了每一个袋子，仔细查看每个小手指。”里玛说。
“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比孩子们到那个学校去更可怕的事了。我没有权力怜悯自己。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埋葬我们的孩子，怎么完成我们对阿扎最后的责任。”在停尸房里，有一个没有鉴定过的小女孩，和阿扎年龄相仿。但她不是阿扎。“那说明有人把我们的女儿埋到某个坟墓里了，有可能是停尸房里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我们意识到搞错了。”于是，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挨家挨户地跑，试图劝说他们把已经埋葬的孩子挖出来。
9月1日，阿扎第一次一个人去学校，没有妈妈陪伴。她在6G班上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其中一个是西耶塔·特索尔，她是一个韩国女孩。西耶塔喜欢跳舞，还爱好幻想，她是孩子们活动时的小明星。9月27日，DNA鉴定出她的身份，她的双腿已被炸掉。
阿扎的另外一个朋友艾玛·克哈耶娃是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子，她能够即兴写诗。她也被杀了。
在别斯兰，里玛给了她所能够给予阿扎的一切，跳舞、唱歌、语言、社交环境。“我告诉自己，她们是21世纪的人，”里玛说道，“她们不像我们，她们对生活有积极的态度，她们想要很多东西。阿扎对一切都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是一个充满想法的人。”（本版文字 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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