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捕杀流浪狗 女市民爱狗如命为救狗舍家

　政府好心办了坏事？

　　这一纸政令完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法完全根据上面文件。

　　在3月6日那场广场抗议之前，万州政府一直觉得自己的这一纸行政命令，完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诸多兄弟城市的做法一样，完全合法合理。

　　即使为了群众的安全，有必要这么大规模地屠狗吗？对此，万州宣传部科长刘勇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政府是以人的生命为最高利益，要清除传染的任何一丝可能性。

　　“不过，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弹。”公共卫生专家出身，如今是万州区政府疾控办负责人、卫生局副局长的谢纯孝拿出《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07号》文件表示，“我们的做法完全是根据上面的文件来的”。在这份2000年审议通过、2001年起施行的《重庆市预防控制狂犬病办法》严格规定：发生狂犬病例周围三公里均为疫点，疫点周围10至20公里范围均为疫区，疫点疫区禁养未经批准的犬只，否则将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政府组织捕杀，并对犬主处理千元以下罚款。

　　他表示，其实区政府也有区政府的难处，为了和重庆市出台的政府令文件口径一致，通告是得那样写，但具体执行的时候，区政府还是尽量会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的。

　　事实上，中央政府也在逐渐摸索正确而有效的解决之道。3月10日，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表示，农业部已正式启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疫病防控由疫情发生后的被动应急处置向完善预案、主动防控转变；由阶段性工作安排向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变。

　　为何地方政府执行方式与中央指示有如此大的差异？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芦荻表示，没疫情的时候，地方政府是多部门管理，一旦出现疫情，就变得没部门管理，加之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缺位，地方政府就会习惯性地采取简单的大面积捕杀策略。

　　随着养宠物的潮流在中国近年的兴起，狗只数量几呈爆炸性增长。据媒体报道，目前全国家庭饲养的动物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透露，仅有3％的狗只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在此背景之下，卫生部早就注意到狂犬病在全国范围的抬头趋势。今年2月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显示，狂犬病发病数从1996年的159例飙升到2006年的3279例，2005年度到2006年度绝对数就增加了742例，同期增幅高达28.48％。卫生部三令五申“狂犬病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过，各地方政府对防治狂犬病防预有足够的自主空间。

　　除非大规模爆发狂犬病外，一般而言，世界很多国家通常的防预措施是，对犬只大规模疫苗接种。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材料显示，全球范围至少有18个发展中国家，曾因狂犬病而在2004年采取过大规模捕杀流浪狗行动，不过依然未能阻止流行狂犬病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曾就此颁发文件指出：狗只补充得很快，定期开展打狗，无助于流浪狗的减少和预防狂犬病，对狗只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才是阻止和缓解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措施。

　　国际科学管理狗标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也就此表示，大规模毁灭的方式，虽然短暂地减少了狗只数量，但低密度的当地环境将吸引周边地区的狗只迅速补充到当地，再次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而与此同时，几乎对真正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大规模捕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其实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破四旧、除四害”的口号下，全民就曾浩浩荡荡入深山抓鸟消灭麻雀，而上世纪80年代掀起过全国范围的打狗运动，2006年以来各地兴起的打狗政策只是运动式解决公共卫生危机一个小小注脚。然而，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使不加区分的运动式动员政策不再灵光。

　　“狗患”无从回避

　　城市公共管理面临新问题，无论宠物主人，还是主管部门都还没完全适应。

　　邓女士是集中小学附近的一位居民，她表示谭忠琼的狗只此前非常吵人，一叫几十条狗一起叫，她们全家都有苦难言，为此，集中小学附近居民去年多次和谭忠琼吵架。谭忠琼对吵架一事也并未否认。

　　记者采访了解到，万州一些不养狗人士都表示万州狗只太多，而且有些遛狗人不讲卫生，导致大街上时有狗只粪便，他们对此深恶痛绝。而万州政府也表示城市的狗患问题日益突出。针对所谓的“狗患”问题，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前不久做了超过400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标本认为城市狗患问题是人为造成，而希望政府立法反对抛弃，虐待动物的比重占到了78.7％。

　　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杨敏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养犬热之后，狗只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的重要一员。它们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的伙伴、是独居老人和丁克夫妇的“孩子”，它们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欢乐和慰藉。随着各社区犬只的增多，犬只伤人、扰民、环境污染以及养犬人和非养犬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城市公共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无论对于缺乏经验的宠物主人、普通公众，还是政府主管部门来说，都还没有完全适应。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全国并无一个统一的养犬管理政策和条例，即便是在全国的大中城市中，制订犬只管理条例的也只占极少数。出现了相关问题，很难找到法规依据裁决。

　　致力于北京市养犬立法修订的公盟研究员许志永表示，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问题，宠物市场背后的利益链条，也使得这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而致力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他建议政府应当深入调查，吸取发达国家的城市养犬管理经验，从而将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律轨道，而避免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他同时建议政府，完全可以将问题分担给诸如动物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去解决。

　　动物保护立法的呼声

　　让张吕萍女士有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动物生存状况。

　　3月16日开始，万州打狗的一些图片也迅速在多个动物保护网站流传。网民们几乎都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呼吁禁止以残暴的方式对待动物。

　　事实上，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动物保护立了法。英国早在1822年就通过了动物保护的“马丁法案”，欧洲大部分国家在18世纪中期也针对动物保护立了法，到了20世纪初期，很多亚洲国家也开始动物保护立法，如今，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类似的法律法规，不过大陆在动物保护立法领域仍有很大的空白。

　　从2003年开始，每年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动物保护立法的议案提案。人大代表周屏去年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议案投进了堆积如山的议案堆里，像是投进了一个深深的枯井之中，今年她提交的是《宠物犬法》议案，她表示短期内要想将动物福利立法提上议程，可能性很小。

　　相对于周屏的悲观，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创办人张吕萍女士则显得更有信心一些。从2000年开始，她和她创办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就致力于呼吁动物福利立法。3月18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当天，中心就接收到了2万多支持签名者的来信来电，迄今他们已收到了30多万人的签名支持。她表示，随着观念的通融，不管是居民还是官员，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投射到动物的生存状况上，而这届政府的务实和开明使她这样的NGO人士有信心，相信此事能够尽快进入立法议程。

　　“一些网友表示这并不是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他们更关注当前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

　　“一直都存在这样的看法，动物保护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

　　经过几天的抗议和不安的等待后，高笋堂广场又一次苏醒了过来。临到傍晚10分，近千的男女老少，又开始习惯地聚集到那里，各自占据着几块区域，拿出土乐器，安装好各种设备，老年人吹奏传统的革命歌曲，年轻人打开现代的流行音乐，在那一片节奏明快、交织着欢笑的合奏曲中，有的人将上衣系在腰间，有的人拿出红头巾，开始踮起脚尖，扭动着身躯，非常自然地跳起舞来。

　　这片城区恢复了日常生活的平静，唯一发生改变的是，再没有人将他们心爱的狗儿牵出来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