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九路的棚户生活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曾智成/文

　　小天居民点位于城南，东面川医、西临衣冠庙、北面人民南路、南以跳伞塔为界，占地200亩，住家户约五千户，是成都最大的棚户区。居民点紧挨肥猪市、浆洗街，内有九条路，人称“小天九路”，居民点多是棚户，日子自然过的不富裕，不过，贫穷也贫穷的过法，小天九街的生活倒也平静安详。

　　街道纵横胜迷宫

　　小天居民点房屋老朽，街道纵横，小巷曲折，有路牌的街名从小天一路到小天九路，小天二巷（没设小天一巷）到小天九巷，无名巷更是多得惊人，“小天九路八巷”只是概况，谁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小巷。

　　不熟悉的人在这里稍微倒错一个拐，很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原路。酸辣粉店的小工天不亮上完厕所，本该右拐回到店里，他没看清左拐，结果老板一上午没看到人：偷了钱，钱都在；偷了东西，酸辣粉店除了桌子椅子就是盆盆罐罐，他偷啥子？没有人明白小工为何突然消失。直到中午，只穿了件单衣冷得瑟瑟发抖的小工被拉了回来，车夫大汗淋漓索要车资20元：“拉他在这里头转了一上午才找到！”

　　小工是外来人找不到路正常，房主人家找不到自己房子就奇怪了：小天居民点是上世纪六十代北打金街（今红星路三段）退街为折迁居民修建，统一样式、统一尺度，街街一致、家家一样。一户人拿到房子后，去了新疆，两年后有人要租他房子，叫他火速赶回，可在找自己房子是哪间时，腿都走酸了还是没找到。租房人觉得遇到了骗子拔腿就跑。这个记不住自己家门牌号的倒霉主人家，最后去房产公司查花名册，家才找到。再联系租房人，“我找到我的房子了，你来租嘛。”租房人再也没现身。

　　一间房里的两家人

　　笔者搬进小天九路是在1981年。从云南当知青返城后，结婚成家成了当务之急，可房子在何处？母亲说，小天九路那个房子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是那家人在住，去看一下嘛。

　　我家在小天九路有一间房，一直租给一家人在住，房钱月月给，房主与租客也仅限在给房钱时打个照面，没有往来。母亲的话有道理，我前去查看，这一看，真看出了问题：小天九路6号（我家的房子）有人住，但不是一家人，像是一对结婚不久的新人。父亲当即说去把房子要回来，他违反合约了，房子是租给他一家人住的，既然现在他拿给儿子结婚，就证明他不需要了。

　　我去找那家人要房子，男主人不在，女主人安顿好我后，去把男主人找了回来。男主人一言不发，从桌下拿了一根九节钢鞭放到桌上。钢鞭亮晃晃有一堆，就在他的茶杯与我的茶杯之间，太打眼了，我忍不住问了他一句：“这个是啥子东西？”他尴尬一笑，将钢鞭放回了桌下，流利地提出了我要房的条件：他住楼上，我住楼下，在他没找到房子前不能赶他走，期限没有限制。我全部同意，也顺便给他提了个条件，楼下收拾出来，我明天就搬来。

　　第二天我与弟弟真搬过去了。男主人不用我催，很快找到房子搬走了，房子彻底归了我们。我与弟弟都是在这间房里成的家。我住楼上，弟弟住楼下。弟弟在楼下让出两个平方做两家人的厨房，这厨房要是两家人一起弄饭，操作者背靠背都站不下，只有错开站。楼下除夹出厨房，还得隔出一条一尺宽的巷道供我上楼。为不再占弟弟可怜的“平方”，我上楼的木梯又窄又陡，以至尊贵的客人在我楼上小坐下楼时，女士往往吓得尖叫。

　　石桌上的春秋

　　我与老婆月收入合起来不足三百元，有了女儿后，为了省钱，只有守着蜂窝煤为她熬牛奶，苦不堪言。后来，我灵机一动：门外就是闹哄哄的农贸市场，何不做点生意？说干就干，我买来一张层板，钉上木条。等家里人上班、上幼儿园的走了，我就把层板拿出来，一头靠在门口的梧桐树上，一头靠在门框上，将CD分门别类，在层板木条分出的空格上摆好，又在城隍庙做生意的姐姐店里借来全套音响。音箱的面上摆块大木板，录音带就摆在上面。嘿，摊子摆好就开张了。

　　卖白菜萝卜、豆腐凉粉的农贸市场，摆个摊子卖“音乐”，顿时引来好多人围观。干干净净的磁带，花花绿绿的封面，深受菜贩、肉贩们的喜爱。我的摊子对面就是市场办公室，对我这个摊子他们虽不置可否，不过他们也希望我能整天把歌放起。作为奖励，办公室还没收我头个月的摊位费。爱美之心，人皆有知，没想到音乐也是人见人爱。弟弟下班回来，我就准备收摊子，弟弟说等它摆起闹热些。自此我就把摊子除拿货外，每天从早上摆到晚上。

　　闷热夏季的夜晚，纳凉散步的人不少，我的摊子就成了小天九路的中心，众邻居围着摊子听音乐，摆龙门阵别有一番乐趣。不过最高兴的还是我，嘻嘻哈哈间还把钱赚了。

　　我的摊子只是居民休闲的一部分，“包鸭子”摊子后那张水泥石板砌成的石桌，才是一年四季热闹非凡。

　　冷大爷像是和石桌生在一起的，只要从一环路下来进到小天九路，你就能看见一个胖胖的白胡子老头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坐在石桌边，石桌上不下棋，就有两样东西，一堆带壳的花生和一只酒杯。冷大爷好酒、好棋、喜欢幼儿，街上的奶娃子哪个没被他用筷子蘸酒辣得哇哇大哭？娃娃一哭，冷大爷就大笑不止：“呵，爷爷坏，爷爷不好，爷爷请娃娃吃鸭子。”说着就从“包鸭子”摊子上拿一个鸭脚板给娃娃。

　　石桌上一下棋就闹热了，里三层外三层，弄得过路的人常常以为出了啥子事驻足观看。冷大爷的棋艺不敢恭维，下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水平，帮他抱膀子的却不少。你给他抱膀子，我就给这家抱膀子，高手不在少数，为走不走这步棋吵架的事经常发生。有抱膀子的不服气，干脆甩开下棋的径直你来我往，说毛了还要“关起”（赌博）。

　　夏夜的居民点让人觉得温馨，粗大的桉树遮住了破败的老屋，整修过的街沿上，居民或三朋四友喝茶聊天，或一人躺在马架子（躺椅）上摇着蒲扇哼着小曲。夫妻、恋人从黑暗的角落走出，手挽手肩靠肩缓缓向寂静的田野走去。玉林小区没有修建时，小天居民点正对着的一环路外侧是广袤的农田与一条宽大的灌溉渠，渠边与农田中的机耕道是居民纳凉散步最好的去处。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地方，本是千真万确，可现在写着自己都觉得是神话。

　　居民点的邻居

　　无线电一厂和拘留所是挨小天居民点名号最响的邻居。

　　上世纪八十年代，无线电一厂与日本合资办厂，每到上下班、午餐时间，成群结队穿着浅蓝色工作衣的青年男女就会出现在居民点，增添了不少活力。看着他们，路人无不投去羡慕的眼光：“他们可都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呀！”谁家有人在无线电一厂工作，下班回来穿着工作服坐在门口，这家人脸上就有无尽光彩。无线电一厂的幼儿园，更是居民点带娃娃的人痴心梦想。笔者的女儿是在这个幼儿园过完了三年，当初为她进去，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后来，配合成都中小街道改造，成都市公安局行政拘留所从著名的“状52”（状元街52号）搬到了一环路南三段，落址在小天九路与一环路交汇处，距我家差不多就是一百米。小天居民点的人从此多了个内容，拘留所门口看闹热。“这个这么小就遭了。那个女娃子看倒漂漂亮亮的嘛，咋个也进去了？”每天都有欺头，每天都有议论不完的话题。

　　有人扣在拘留所，就有人探视、迎候。慢慢的，拘留所旁边的菜地修起了茶铺、饭馆。茶铺有了名称，饭馆招牌上却一直空着，老板说饭馆开在这特殊地方，顾客又是特殊人，确实不好起名，叫“大众饭馆”吧，肯定有人说我居心何在。老板因而悬赏一条“红塔山”求个好店名，笔者也曾心动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出。一天饭馆的招牌上突然有了“出差人”三字，“好名称！”我一边笑一边向老板打听哪个烂脑壳想出来的，“自己想的！不错吧？”老板一脸得意。

　　1995年，小天居民点开始拆除，我住的小天九路由于紧邻一环路划进了第一批拆除名单。终于要住楼房了，我高兴得彻夜未眠。不瞒各位，母亲生病住院，我去陪护她，晚上睡在病房里我都在想，这间房子要是我的多好啊！平整的地面，厚厚的墙壁，永远不再担心风把瓦吹掉。拆迁动员大会一开完，我与弟弟就和拆迁办达成协议，房子折价13万卖给他们。拆迁办的工作人员领着我和弟弟去拿钱，路上她突然问我们：“你们拿啥子装钱喃？”我和弟弟懵住了：是呀，平时的钱不是在上衣口袋就在裤袋里，可现在要去拿的是13万，想必有一堆吧。我们还真没带东西装。我留在银行拿钱，弟弟去买包。过了好一阵，弟弟才提着一个橙色的塑料袋回来了。弟弟说包要50元一个，他没舍得买，花一元钱在烟摊子上买了个塑料袋。管它的，能装就行，13万真的有一堆。

　　将就这钱，我和弟弟都买到了满意的房子，在老屋睡的最后一晚是个雨夜，上楼进门处又“滴滴答答”在漏雨，我仍拿了个盆子接着。这个地方我上去拣了好多次瓦，每次拣好，廖婆婆的猫从那里蹿上房又蹬坏。廖婆婆早搬走了。我摆录音带摊子时，她每天准时不拉地抬个凳子坐在我的摊子旁，还替我照料了好多生意……老屋中“花花”也住过，狗与我在狭小空间共居的场景又浮现眼前……

　　为明天搬家收拾好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可这零乱更勾起留念，这几天早搬走的邻居还都回来看了看。我也在看，特别楼下这街沿，哪条缝宽些、哪条缝窄些我都知道。生意从这里开始，又在这里结束。

　　舍不得老地方，1996年，我又在小天九路农贸市场开了间音像店。这一开就做了七年，直到2003年小天九路农贸市场拆除，我才完完全全告别了小天九街，不过还会常常想起那古旧的穿斗房，纵横交错的街巷，以及在这些街巷中共同生活的街坊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