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块”和“新三块”的效应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成都传媒集团深度报道课题组

　　2006年1月14日，第三届（2005—2006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名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荣获入围奖。

这是成都市辖内的区（市）县首次获此殊荣，它充分肯定了新都区近年来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做法和成就。

　　自2003年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新都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全市率先进行了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和“三会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果把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和“三会开放”比作新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老三块”，那么“三联系”制度、党代表和人大代表述职评议、党务公开，正是新都区在巩固、深化、完善、提高“老三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三块”。

　　“新三块”与“老三块”互为补充，促进了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发展；“新三块”与“老三块”齐头并进，为新都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新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步伐更加稳健。

　　“民主路”促成土地集中

　　“我们红石村的韭黄是成都最好的！”2006年11月28日，正在地里忙碌的斑竹园镇红石村一社村民林正村大爷直起腰，对着记者扬了扬手里那把嫩嫩的韭黄。

　　红石村是新都区出名的蔬菜种植区，出产的莲花白和韭黄远销到省内外。2004年以前，和鲜嫩的红石韭黄一样出名的还有红石村的路。

　　“2004年前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最好的一条就是碎砖铺的机耕道，其他都是泥巴路。”林大爷讲起了几年前他的一次经历，“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头天晚上刚下过雨，天没亮我和儿子就把地里的100多斤韭黄割下来收拾好，准备推到青白江那边的厂区去卖个好价钱。从我们这里要到和平五社才能坐上车，就这3公里多路我们两爷子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下雨过后那路简直没法走，走几米远就要停下来刮轮胎上的泥巴。到了青白江已经是中午了，结果100多斤上好的韭黄啊，3毛钱一斤就卖了。”

　　红石村的烂路让村民伤心了多年，看着地里的蔬菜有了个好收成，却苦于运不出去。好不容易来了个收菜的贩子，价格又压得低。红石村的烂路也让区里的领导头痛不已——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村民修路的愿望一直都很强烈，但路老是修不起来。缺钱倒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先修哪条后修哪条没法定。先修这边的那边不干，先修那边吧这边也不高兴。而且以前群众觉得只要在修路的过程中干部沾了钱，就会出问题。所以修路这个事就耽搁下来。”

　　路修不起来，红石村的发展自然深受其害。“本来我们的韭黄是不愁销路的，如果能够把土地集中起来，扩大种植面积，肯定也是提高不少收入。但种出来的菜运都运不出去，谁还敢扩大种植面积呢？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有300多亩的种植面积，根本谈不上规模效益。”红石二社的陈仁发说。

　　另一方面，原来红石村的村干部也广受群众诟病。隔三岔五就有群众上访，反映村社的财务有问题，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转机出现在2004年。

　　红石村公推直选出了新的村委会主任廖万春。廖万春把修路列为了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先修哪条后修哪条、修多宽多长、要多少钱、钱怎么管，都交给群众去决定，我们就起个组织协调的作用。”

　　2004年7月，一场特地为修路而召集的村民代表大会在村委会举行。为先修哪条路，也有争吵，也有红脸，但结果出来大家都没意见，因为这是集体讨论的结果。钱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村民出一部分，村上的企业出一部分，镇上出一部分。怎么修也不再是问题：所有的资金由村民代表掌管，村干部不经手一分钱，而且施工过程中质量监管和最后的验收，都必须得到群众的首肯才能通过。

　　69岁的林正村大爷在村民的推举下担任村路建设“总管家”，负责管理账目，另外两名村民则负责支出。

　　一切程序都在完全公开和透明的管理中，红石村的路不仅修得让群众放心，而且速度出奇地快。

　　2004年村里修了两条水泥路，2005年又是两条，2006年则达到了3条，这总长达10多公里、宽度在3-3.5米的7条水泥路，将村里的各家各户完全连接了起来。

　　红石村的韭黄再也不愁运不出去了。前来收菜的客户直接将汽车开到村民的地头，收下来的韭黄捆好直接就可以运走。“如果有人还想压价，不卖给他就是了。反正现在来收菜的人多的是！”林大爷笑嘻嘻地说。

　　更大的变化则是村里种植蔬菜的土地面积几乎扩大了1倍，目前该村种植蔬菜的土地达到了700多亩，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益，而且沿着这几条路形成了一个集中的种植区域。

　　“这几年村道的陆续建成，对红石村的经济推动作用非常大。拿2006年来说，人均收入起码比2005年增加300多元。有了这么好的基础，我们2007年打算试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将土地进一步集中起来搞蔬菜种植，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种植业优势。”村主任廖万春说他们已在村民中广泛征求了意见，95%以上的村民都有意向将土地进一步集中起来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通过修路这件事村两委的表现给群众留下的良好印象，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坚持将村务彻底公开，每笔账都列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该花的钱绝不花，像招待费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报过一分钱了。两年下来，村民自然就对干部产生了信任感。”廖万春笑着指了指记者手里的茶杯：“这杯茶都是我私人请客的啊。”

　　拆迁户“小建议”与木兰镇“大手术”

　　2006年12月11日。58岁的钟培财坐在自家的茶铺里，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花茶，悠闲地和邻居们聊着天。温暖的阳光照着门前的小广场，绿树环抱，街面整洁，旁边一条专卖家具的商业街已初具规模，人气和商气眼瞅着一天比一天热闹。

　　老钟伸出一个指头：“2006年我们文化二街这一片的商铺，租金每个月至少涨了100元。”

　　钟培财一家是2005年底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上来的。按照统一规划，老钟原来的住址上要修建一个铁路编组站，一共涉及该镇5个村31个社500多户人，需要集中到木兰镇上居住。2004年初工程刚一开工就阻碍重重：老百姓对拆迁补偿的期望值很高，有的要价甚至比政策高几十倍。但补偿标准由上面统一制定，镇政府在补偿上没有了让步的余地，阻工经常发生。

　　2003年底才上任的中国第一个公推直选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钟培财就曾当着刘刚毅的面说：“你是公推直选的书记，如果补偿低了，我们不答应，下次不选你！”

　　时隔两年多，刘刚毅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补偿标准是定了的，这方面是无价可讲。另一方面是必须把群众的工作做通，而且不能硬来。”

　　刘刚毅的“做工作”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在村民大会上向所有村民阐述木兰镇的规划：“今后木兰镇的产业发展将重点放在打造物流中心、仓储中心和休闲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在那几分地里种点粮食喂点猪啊鸡，怎么可能富得起来？我们的出路就是要搞第三产业，如果不集中居住，第三产业又怎么搞得起来？”

　　眼见为实，刘刚毅和镇干部随后组织车辆，带着几十名村民去了温江和大邑等地，让村民们亲眼看看集中居住带来的好处。

　　思想一通，拆迁政策也是透明的，行动起来就快了。2006年春节前，500多户搬到了各个集中居住区。老钟和其他30多户村民住进了位于木兰镇中心地带的文化二街。

　　“作为公推直选的书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真心实意为他们干事，而且要明明白白地为他们干事，让他们知道镇上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500多户村民的顺利集中让刘刚毅尝到了公开、透明机制带来的甜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木兰镇将尊重民意和始终让干部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中有机结合起来，使城乡一体化的各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推进。

　　木兰镇辖内共14个村，每个村每年举行两次村民代表大会。刘刚毅和镇上的干部轮流参加，在年初的村民代表大会上向全村群众通报全镇一年的工作思路和重大项目，广泛听取意见。在年底的村民代表大会上，镇干部要向群众通报全年的工作情况，并接受群众测评。

　　2005年5月15日，木兰镇13000多户群众都收到了一张看上去有些简陋的纸张。在这张由木兰镇编发的名为《桥梁与纽带》的资料上，木兰镇2005年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为民办实事目标和各村重点工作追踪、镇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电话和手机一应俱全。在资料的最末端，还留有空白栏，群众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进行反映。从那时起，每隔两个月，新的一期《桥梁与纽带》就会送到全镇每位群众的手中。

　　向全镇公开党务和政务，并广泛听取民意，《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逐渐显现。“刚开始很少有人写上意见和建议送回来，2006年就多起来了。这13000张《桥梁与纽带》就是13000多道桥梁，连接起了干部和群众。”

　　2006年2月，因修建石木路集中到木兰镇文化二街居住的原农和村村民唐元学就在《桥梁与纽带》上写下了一段建议，这段不足100字的“建议”随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场镇环境改造。

　　“说实话刚搬到镇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些失望。街面不平、卫生也一般，街上电线网乱拉、店铺也不整齐，过个车都麻烦。我们文化二街这一片的集中居住区是新修的，环境倒是不错，但是整个镇的面貌如果不整好，我们这里的商铺也租不起价，自己做生意也做不好啊。”2006年12月11日，唐元学向记者讲述了她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2006年3月4日，木兰镇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哪些地方要改、怎么改，都是全镇群众来定。“根本不用做宣传，群众的积极性高得很。在整治过程中施工单位有不按标准施工的情况出现，群众还主动向镇里反映。”刘刚毅深切感受到了民主决策的力量。这次改造中还涉及到28户共2800多平方米的改迁，这28户居民都积极配合。经过5个多月的改造，木兰镇面貌一新：街道平整干净、立起了漂亮的新路灯、店铺秩序井然。

　　刘刚毅说：“公推直选是个程序，重要的是在工作和管理中广泛听取民意和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了这些，规划也好，集中也好，解决发展问题也好，都容易得多了。”

　　“三联系” 变出社区新面貌

　　家住斑竹园镇忠义社区的李曾林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自家的小院。清扫出的垃圾就倒在离家门口不足50米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水泥砌成的垃圾收集池，李曾林家附近的十多户居民都把垃圾放在这里，每隔两天就有镇上的垃圾车来把垃圾运走，到镇上的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

　　“以前都是田里、地里、河道边、房屋前后乱倒，自己都觉得脏。现在好了，有了集中的垃圾堆放点，又有人来运走，我们的环境好多了。”2006年12月11日，李曾林对记者说。

　　忠义社区地处斑竹园镇场镇边缘，2004年社区开始兴建农民集中居住区，陆续有400多户新居民落户这里，已占到社区总户数的80%以上。一下子新增这么多住户，再加上原有居民多年来养成的随地乱倒垃圾的习惯，给正在全力打造毗河生态旅游带的斑竹园镇带来了不良影响，也使集中居住区的卫生环境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

　　2005年底，新都区在全区推行“三联系”制度。即每位区委委员联系3名党代表，每位党代表联系3名以上党员，每位党员联系3户以上群众。通过这一制度，新都区26名区委委员共确定联系对象1053名。通过“三联系”，区委委员要及时向党代表、党员和群众传达上级的重大决策部署，了解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收集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党代表和党员要广泛听取、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向区委委员汇报；群众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也可以直接向所联系的党员、党代表乃至区委委员直接反映。

　　2006年初，忠义社区党支部书记黄金贵直接向自己的上级“联系户”区委委员何向宗反映了社区卫生状况亟需解决的情况。

　　何向宗随即与斑竹园镇领导沟通，随后，一场社区居民“爱护家园”的环境整治行动开展起来。

　　第一步便是在集中区内安置了垃圾桶和果皮箱，新安置垃圾桶95个,果屑箱85个。在其他垃圾车不便出入的地方，选择修建了8个垃圾集中堆放点，使居民处理垃圾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

　　第二步便是组建社区物业管理公司。2001年斑竹园镇开展小城镇建设的时候，忠义社区便成立了一个清洁队，负责全镇的卫生清扫。但这个所谓的清洁队管理很松散，人数也很少，根本应付不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2006年，名为“名城物业管理公司”的社区物管公司正式成立，社区为物管公司购进了一辆垃圾车和洒水车，招聘了30多名人员，专门负责忠义小区及场镇的物业管理。

　　居民李曾林说：“公司开始运转后,场镇面貌、环境卫生和治安等都明显改善了,我们拍巴掌欢迎。”据了解，现在该镇的3万多人中有9000多人在享受物管公司服务。

　　如今的忠义社区，街道整洁，绿树成行，井然有序。忠义社区党支部书记黄金贵说：“‘三联系’在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架起了多向沟通的桥梁，为基层群众提供了一条反响迅速、切实有效的新的诉求通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渠道，这次针对忠义社区集中居住区的环境整治，放在以前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效率了。”

　　如今“三联系”制度在新都已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从区到镇到村的多级“三联系”。

　　“三联系”为基层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的困难，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作出了不少成绩。众多身处“三联系”环节的党员和干部，不仅为自己联系的群众尽心尽力，而且将服务的范围扩大。军屯镇马家村十二社的李盛康从事养殖业多年，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无法扩大规模。李盛康并非马家村党员李安明的“三联系”群众，但李安明仍向村党支部做了反映。随后马家村党支部以村的名义为李盛康担保，申请到了1万元的小额贷款。李盛康目前已将养鸡场扩大到3亩多，饲养了2万多只鸡，2006年的纯收入达到了10万元。

　　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新都区通过建立“三联系”制度，让干部充分地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建设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更加心中有数，为党委、政府作出科学的、群众满意的决策提供了最直接和准确的依据。

　　结语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木兰镇党委书记刘刚毅有一句话令记者印象十分深刻：“作为公推直选的书记，压力很大，这个书记不好当。但只要按群众的意愿办事，取得群众的信任，工作开展起来就很顺利，这个书记也好当。”

　　如果说是否“为民作主”曾经是衡量古代官员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现在则应该深化为是否“为民服务”，而且这服务是群众需要的服务，是群众满意的服务。从木兰镇拆迁工作和整治场镇面貌中，从红石村修通村道，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从忠义社区改善集中居住区的环境状况中，我们看到了干部的“轻松”，我们更看到了群众的满意。这轻松与满意，得益于扎实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益于公开、透明、民主的制度和氛围。

　　执笔人：成都商报记者 陈舸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