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话民生：不能把解决问题仅归结为物质需求

　　近年来，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7年“两会”最大的热点和亮点之一就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民生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的根源是什么？当今的民生问题具有哪些时代特征？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本周邀请知名专家共同评说探讨这一热点话题。

　　从民本位到人本位的历史性转变

　　主持人黄月平: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重视民生问题的传统，那么，该怎样正确认识这个传统？我们今天重视民生问题，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社会进步程度和政权兴亡。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说的，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尽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议论，亦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然而，翻开历史典籍，却发现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真正的重视，反而，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官本位的文化更是积淀得深厚，且异常深厚。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真正受到关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的，但遗憾的是“文革”等政治动乱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国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获得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并不很大，所以，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然是共同贫困的局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小平同志对此有很多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强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日益深入人心。我们看到并正在体验着我们国家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民本位到人本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革新，正在引领着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

　　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

　　主持人:跟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谁也不否认，国家富强了，民生也不断得到改善，可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民生问题不突出呢？该如何看待民生问题的时代特征？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

　　在当今时代，民生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到执政党的面前，是因为新的时代环境向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我们照搬了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不能否认搞计划经济有当时的合理性，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计划经济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缺位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计划经济在宏观上强调公众的整体利益，微观上实际否定人们的利益，把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追求看作洪水猛兽，看作“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的温床，因而对人的利益是忽视的。这样，抽去了个人利益的“人民利益”便成了空洞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时期民生问题不突出，更多的是因为民生问题受到了人为的压制。

　　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模式，而把承认和发展人们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利益促生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提高了人们维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自觉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同时，市场经济促进了利益分化，也就使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并且变得比过去要尖锐得多。面对这些矛盾和利益诉求，执政党必须去关注，去研究，去积极解决。关注民生，对执政党来说，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

　　另外，我还认为民生问题成热点，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也有关联。媒体发展给执政者带来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信息流通更便捷，信息内容更全面，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地多元化了。另一方面，媒体传播有自己的规律，起着放大的作用。一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各种现代传播方式的传播，可能变成了问题；一些原来很平常的问题，一经媒体介入，可能变成了人人关心的大问题。

　　郑功成:

　　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民生问题在持续发展。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是会扩展。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当今除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之外。还有民主与社会和谐，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制，体面与尊严，都已经成为必须考虑的重大民生问题。

　　市场化和全球化也正在放大我们国家的各种民生问题。市场化能够带来效率，但它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市场机制失灵所导致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可能走向极端，从而使生活中的风险剧增，最显著的风险就是失业风险，这是计划时代没有的，还有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等等，从而实际上是放大了个人和家庭的风险。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可能跻身世界先进国家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完全控制的全球风险，比如金融风暴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就业与收入及财富的积累。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负面的效应很可能就放大一个国家的民生问题。

　　社会发展的结构失衡与社会政策的短缺带来民生问题

　　主持人:现阶段民生问题如此凸显，是制度设计不合理，还是社会政策不到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导汪玉凯: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凸显，除了经过近30年的快速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利益格局所发生的变化等多种原因之外，也与我们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失衡与短缺有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回顾我国过去近30年的发展，其发展结构有明显失衡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这三者之间是一个失衡的状态: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政治发展明显滞后。这种发展结构本身的不合理或失衡，使得民生问题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体制、制度、机制方面的问题，非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反而越积越深，最终都以民生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

　　第二，造成目前民生问题的凸显还与我们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的制度短缺有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比较健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盖范围很小，主要在城市，包括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些农民工收入很低，人在城市，仍然过着农村人的生活。过去他们一家一户在农村，主要靠自己养老，自己保障，对国家社会保障依赖度低，但进城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要面对城市的物价、医疗、教育方面的高收费，而他们的收入绝对支撑不了这样的生活，抗风险的能力很差，这就使这些弱势群体在客观上对国家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赖，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却还不能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第三，民众缺少基本的利益表达途径。我们知道，民生问题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机制等都有直接的联系。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如果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们的利益受损以后又找不到正常的表达形式，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很显然，中国目前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与民意表达不充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中，缺乏系统的纠错功能，也有直接的联系。

　　民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主持人:应当说，民生问题是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党中央和政府为何如此凸显民生问题，您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汪玉凯:

　　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民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不很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这种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个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就是说，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因此，围绕民生的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设计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价值的取向问题。

　　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仅仅归结为物质利益需求

　　主持人: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您认为除关注人们的物质利益外，还应注意什么问题？

　　王长江:

　　一谈到民生，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衣食住行问题。这没有什么错，毕竟人首先是生物人。但是，思考民生问题，却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利益的追求，将会随着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在民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有些有大量人群卷入的案例，参与者并非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当事人，而是“无直接利益者”，因而被一些学者定义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通常由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不满累积而成，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相应地也越来越关心政治体制的运作。我们看民生问题，需要从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何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民生问题

　　主持人:既然民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应如何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民生问题？

　　汪玉凯: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解决民生问题，除了从经济、社会层面思考以外，必须从政治层面给予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至少有三个:

　　第一，要下决心改进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我们现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这种由部门利益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很可能导致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具体说，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管是立法机构立法，还是行政性法规的制定，一般都是由部门拿出最初的调研和立法方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个利益博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对公共利益的博弈，而是对各个部门利益的博弈，最终博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各个部门都能得到关照，不要使部门利益受损，最终出台的这个政策，甚至可能是一个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产物。所以，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公共政策制定问题的话，其他问题很难真正得到解决。

　　第二，强化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只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产生合理的制度。2006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标志我们在制度层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三，要真正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的问题。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敢于让老百姓说话，给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要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一定的表达形式来维护的。特别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声音。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分为高端和低端，也可以叫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端是民主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光在下端进行改革，关键要解决上端中的民主政治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具有根本性。(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