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道之景凯旋专栏
《三峡好人》获得去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获得国内业界的高度评价,甚至有人称它是在第五代导演“没落”之后,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元。但最近电影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有关座谈会上批评了几部电影,其中也包括了这部影片,说它的描述过于客观,太单调,不温暖,导演贾樟柯高高在上,“没有一颗关怀的心”。
这倒让我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这部影片通过两个山西人到三峡工地寻亲的情节,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对现实的关注恰恰是影片的核心。我甚至倒是觉得导演的关怀太多了点,贫穷、拆迁、矿难、民工、拐卖妇女、离婚,举凡当代底层社会的主要现象,都在影片中出现,所以导演才采取了一种纪录片式的叙事,通过两个外地人的眼光,把正在消失和产生的现实呈现在观众面前。
许多专业人士提到这部影片,都用了“感动”这个词。生活感动了导演,导演又把这感动带给我们。影片叙述的是故乡,而三峡正是我们共同的故乡,它的城市正在大坝建设中消失,人们仿佛是在过去与未来的高空钢丝上行走。这里有废墟,也有怀旧,有匮乏,也有憧憬,哪怕这些普通人的憧憬是如此卑微(他们个人还能有更伟大的理想吗?),有心灵的悸动和苦涩,但恰恰没有“冰冷”。
对一部文艺作品有不同看法,这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只是此评论来自电影管理部门官员,却无疑表明了一种我们熟悉的行政批评标准,那就是文艺要多歌颂,少揭露,否则就是“自然主义”、“过于客观”。可是,这样的要求也有几十年了,搞政治的与搞艺术的却总难契合无间,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身份和作用不同,这一点鲁迅先生也早就说过:“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安于现状正是艺术的规律,它会促使人们去思考现实,改变现实。可政治家们却总不忘对艺术家们耳提面命,教训他们,生活是这样,不是那样。结果呢?文艺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感动人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因为生活与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复杂斑驳,所以《三峡好人》中的普通人才是有血有肉、不带引号的好人。导演没有简单地图解现实,在影片中表现强烈的善恶冲突,也没有对故事给出一个解释。我觉得,这种写实主义正是符合了艺术的创作规律,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即使这位官员也承认,它是一部好片,但他同时又采用一种大众文化的标准,称影片的票房不佳表明,就算放映档期不与《满城尽带黄金甲》撞在一起,也不会有人去看。言下之意,这部影片仍然是失败之作。
有意思的是,有关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似乎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张艺谋低俗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他们从来不提。但当他们不喜欢一部电影时,若是这影片卖座不好,他们就会说这证明了作品失败,若是卖座很好,他们又会说它迎合了大众的趣味。
如此看来,什么才算得上优秀作品,恐怕单方面的行政标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艺术不同于其他产品,它需要参差多态,需要个性,还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但有一个标准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于反映真实生活的作品,应当要有深切的理解。不让艺术家反映令人不快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因此就不存在。读过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人都知道,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除了那些作家具有一颗现实关怀的心外,还由于当时整个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的人文理想和历史良知,理解文学艺术的特性。
因此,不是贾樟柯们“高高在上”,而是某些只知歌功颂德的人高高在上。正是他们那些违背创作规律的言论和行为,才使得今天中国电影处于尴尬之中。允许艺术家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这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必要条件。我想说的是,前些日子有文化官员指责今天的文化太轻飘,缺乏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如今真正关怀现实的严肃影片出现了,应当高兴才是,怎么还是不满意呢?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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