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日有转嫁政府义务嫌疑

　　两会期间有人提出设立“国家阅读日”，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先生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有三：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日、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

　　（4月1日《新京报》）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世间事不可能人人、事事亲力亲为，我认为阅读是一种捷径。然而我一样反对所谓的“国家阅读日”，因为真正的阅读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自主、自发的学习乃至生命体验。而“国家阅读日”却将之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集体性倡导和“指导”，既不可能达到重振书风的效果，客观上也有转嫁政府义务的嫌疑———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提高全民教育水准和素质的义务，通过“国家阅读日”的形式，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了国家对公民的某种期待甚至要求。

　　今日中国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我认为与持续多年的教育乱收费、大学高收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高学费低收益的教育教学体制，使“读书无用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迅速抬头。此外，总数高达三四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往往缺乏一张安静的书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由此导致的国民受教育水平低下，必将引发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形成恶性循环。

　　解决国民阅读率低下的问题，惟有从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和普及有效的高等教育入手，而不是反过来，试图通过“国家阅读日”来解决教育问题。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减税、增加公共开支、普及教育等一系列做法，全面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素质。不到30年，到了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7142美元，一跃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就是国民阅读率的大幅上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高。

　　中国古人言，衣食足而知礼节。其实对于阅读来说，道理同样浅显：衣食足而知读书。当下，很多国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读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因此，中国国民阅读率的提高，还必须跨过两个门槛：一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而这两点，正是政府应该多着力的地方，并且，远比设立“国家阅读日”来得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