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李丰蓉和北京联合大学的陈京伟刚到东店村时,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就开始有所显示。
当时,马坊镇要求所有大学生“村官”为本村做一个发展规划。两个年轻的女孩认真做了调查。东店村耕地较多,她们制定的规划是发展特色农业;村边流淌的泃河美景,让她们觉得可以在此发展旅游连带发展农家院和农菜院。
时至今日,“村官”陈京伟坦承当时的规划与现实不符。
此后,两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统计、参加农业普查,特别是育龄妇女信息输入这些与电脑有关的事情。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们几乎都参与。村里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忙的时候连轴转,闲的时候,白天也可以看书、上网。
去年的春天,李丰蓉曾干了件大事―――将自己的同学老师吸引到村里采摘蟠桃。虽然出产桃子,但东店村却还从来没有人搞过采摘。让李丰蓉有些遗憾的是,果农们虽然欢迎游客,但并不特别在意这事―――毕竟,东店村几乎是平谷区距离市区最远的村子,又没有景点和接待能力,采摘还不能形成产业。
虽然一个在平谷一个在延庆,李丰蓉和甄晶晶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为孩子们补习功课。这些事情她们做起来得心应手,村民们也颇满意。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村官”对自己一年来的作为颇不满意,“几乎都是在打杂。你也知道,农村还是有家长制作风的,有些大一点的工程,必须书记点头才行。具体找哪个公司做,怎么找,也不会告诉你的。”
即使如此,这名颇有微辞的“村官”仍然正面肯定了自己的收获:“对民生还是有了真正的了解,这对以后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村官”间的爱情
今年3月7日,是北京市选派的30名大学生“村官”到平谷区马坊镇的周年纪念日。“村官”们组织了一个小聚会。聚会上大家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加上前年平谷区自行招收的两名大学生“村官”,已共有7对“村官”出双入对。
“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些大学生来干什么了,都来搞对象了吗?’”李丰蓉说。
大部分“村官”情侣都是到平谷后才相互结识的。李丰蓉和刘哲就是这样的一对。虽然都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但两人是在2006年2月份报考“村官”时真正认识,到当年的五一,两人去平谷的大华山看桃花,情侣关系确定下来。
在马坊镇的“村官”中,3个月确定关系的速度并不是最快的。2006年3月份,已有一对“村官”在乡村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似乎顺理成章―――“村官”们年龄相仿,境遇相同,虽然大部分人都住在各自的村里,但直线距离都在几公里内,平时吃饭又都聚在镇里的两个食堂。
对于大学生“村官”间的爱情,马坊镇副书记李所印不但非常赞同,还忙着为“孤单”的“村官”找朋友。他曾帮一个“村官”将其女友调到平谷工作;还准备带一个至今单身的“村官”去今年的“村官”招聘现场,“我对他说,你跟我去,相中哪个,一定要招过来!”
由于分管大学生“村官”,李所印对他们非常熟悉,他能说出每对“村官”情侣的名字。在他印象中,现在马坊镇只有两三个“村官”还是“孤家寡人”。
之所以如此热心,李所印说,他希望“村官”们在这里成家,在马坊镇落户。他预计,首批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能够有90%继续留在马坊镇,他还预测说,5年内就会出现大学生支书、主任。
两年后的未来
两年后,李丰蓉在东店村的村官生涯将期满,但她的未来几乎已确定。马坊镇副书记李所印说,既然李丰蓉当了支委,就应将5年任期做满。而李丰蓉也表示,希望能与东店续约。
对于更多的大学生“村官”来说,两年后何去何从,还是个问题。
对于大部分“村官”来说,出路不外乎4条:留在基层继续发展、考公务员、考研、重新找工作。
同样是今年当选为支委的甄晶晶说,在剩下的两年中,她希望为村民做些事情,“如果没能力就没必要留下来;如果觉得自己适合,就继续做下去。”
一名户口在外地的大学生村官说,他准备考公务员,他同时相信,在农村的实际工作经验会帮助他找到一个好的政府部门。
一名北京本地的大学生“村官”说:“我没想到这里竞争这么大,北京市每年都要招人。对我来说,续签不大可能了,当公务员也不是只要考上就可以找到工作,可能最现实的是重新找工作。”
重新找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跟李丰蓉一同到东店村的陈京伟就颇感为难。她大学读的是计算机,“我们这一行,丢了一年就怎么也赶不上了。”她说,如果两年后重回本行,将既不如一直在行业里做的同学,也赶不上刚毕业的学生。
如果谈到两年后太远,那么至少有些好消息已确定―――3个月后,第一批“村官”的工资将按合同从2000元涨到2500元;一年后,户籍在外地的“村官”们将获得北京市户口。
在这批大学生村官满周年的日子,第二批大学生“村官”的录取工作正在进行。最新的消息是,今年有近20000名大学生报名,争取3000个名额;在去年,最终录用2016名,报名者10000多人。
刚刚当选为村支委的村官甄晶晶说,母校北京农学院将组织今年报名的应届毕业生到许家营村实地考察。对于那些即将到来的新面孔,甄晶晶说:“我会和他们谈谈我们的工作,谈我们的一些起伏,怎么调节心理落差。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想好了,愿不愿意承受这一切。”(本报记者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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