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红顶商人”回潮 政府官员兼任公司董事长

　　历史的“玩笑”

　　上世纪末，中山市领导曾对外宣称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大功告成，如今中山市却又大面积地冒出资本权力两栖的“红顶商人”。

　　从1978年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顺德大进制衣厂开始，南中国珠江两岸的南海、顺德、东莞、中山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分别形成了“游击队”（私营企业）、“武工队”（乡镇企业）、“洋枪队”（外资企业）和“国家队”（国营企业）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招来了全国上下官产学的研究借鉴风潮。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仿照“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把这四个明星城市命名为“广东四小虎”，更是强化了它们的神话色彩。

　　然而，中山的“国家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上逐渐遭遇到挑战：资本结构单一、资产负债率偏高、经营机制缺乏活力、创新能力下降。爱多、小霸王、威力、怡华、乐百氏、凯达、汇丰、三荣等这些曾经一度威震全国的中山“联合舰队”沉没了，以国企为主导的中山模式几乎令中山市政府破产，中山市的财政一度困难到了公务员工资都难以发出。

　　为此，中山市启动了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在这个阶段，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国有企业逐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真正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护，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充满活力。”当时的一位中山市领导如此描述这次改革的成果，认为经过这轮改革中山市的领导可以带头执行休假制度了。

　　当权力资本两栖的“红顶商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不得不质疑“红顶商人”会不会在“市场化外衣”下，利用一双双强大的权力之手影响市场的公平？

　　“我们最企盼的就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痛恨的就是一些官员利用权力之手胡乱干涉市场。”谈及“红顶商人”，中山火炬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说。

　　中山早在1997年就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山采访经常感到如同置身花园之中。2006年，中山的“外资/民营”比例为1.14，这同东莞、顺德、南海相比，真正称得上民资与外资的“双轮驱动”。

　　“我曾经也在内地做过公务员，而进入火炬管委会就是直接从人才市场上应聘而来的。这么多年感觉，火炬区是真正的爱才、惜才、用才。”谈起自己的经历，中山火炬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赵云清对火炬区的用人机制很有感慨。

　　反思“红顶膜拜”

　　事实上，这种“红顶商人”回潮的态势并不止是在中山。从全国近期暴露出来的一些事件来看，在国企产权交易、大型工程建设、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转、煤矿等资源性产品开发以及金融运营等领域，都能够见到“红顶商人”的身影。

　　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王寿祥介绍说，去年全国共查处了5357名“红顶煤商”，涉及资金7亿多元。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买路钱”搭上了“保命钱”。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目前上海地产商有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官员与地产商人之间模糊摇摆，他们的企业与国资有着深厚的渊源。

　　不久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渐渐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变到资本领域，利用权力对资本进行“寻租”的腐败。目前，权力资本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重点领域。

　　邵道生认为，“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之间的黑金交易”是权力资本腐败的核心内容，也是地方性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公式。它不仅涉及官员与商人，还有侧身其间进行利益均沾的各种“关系人”，一旦犯案，则案值巨大，窝案、串案比较显著。

　　可能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成功告诉了中国商人一个真理：在中国，做生意就是搞关系。但是，“红顶子膜拜”在中国经历千年不辍，可又有哪一朝哪一代凭借官商政策赢得过民富国强？人们总是从历史中读到因官商抑止民商、剥夺民商，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朝代更迭。

　　当一个市场成为权力驰骋的牧场，在强大的利益诱因下，市场主体又怎么可能不会步入权力寻租的泥沼？又如何能够有效防止“左手握右手，国有变私有”？

　　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到发布，还是调控措施由宏观到微观的推进落实，都绕不过“红顶商人”的权力之手。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又快又好”，让“好”字当头优先于“快”字。

　　显然，一个“好”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而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的“红顶商人”，通过“权力”主导“市场”，混淆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显然与“又好又快”的增长目标是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