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林语堂故居的那天，台北下着细雨。游客不多，庭院静谧。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生近60本书，大部分以英文写作，向世界介绍中国，也向中国介绍世界，林语堂先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躬耕者。他亲手设计的这座庭院也是中西合璧式。西式拱门，四合院式的天井，翠竹、奇石、游鱼，映衬出中国文人的情怀，西班牙式螺旋廊柱，又呈现西式艺术风格。
林语堂先生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曾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28岁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
1936年赴美，一住30年。30年间，他“宁愿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一幢房子”，因为美国“不是落根的地方”。1966年，他移居台湾，先是租住在台北市郊阳明山上一座花园住宅，后台湾当局为表礼遇，在对面为他修建了这座庭院。
林语堂自称是“退隐台湾”，隐居的闲静，让他7年时间完成了多年夙愿——编撰一部如牛津简明字典一样的汉英词典。故居书房中，展示着这部词典的部分手稿，字迹端正整齐，摊开的那页是“紫”字，仅此一字，组词就有30多条。
环顾整间书房，会发现这位勤奋、严谨作家的另一面。勤于写作的林语堂，有时甚至连续写上10多个小时，然而书房朝东的三扇明窗下是两组黑色沙发，书桌却被置于角落。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林语堂先生通常是在沙发或床上写作，他认为，要写出好文字，首先姿势要舒服。而在这张书桌前他的招牌动作则是，脚踏着半开的抽屉，一手拿书，一手持烟斗，嚼着牛肉干、花生，品着热咖啡，身与心都沉浸在无尽的乐趣中。
林语堂并不避讳自己对生活乐趣的追求。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写作、吸烟斗，直言“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走进卧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张旧式招待所用的普通木床，床边是他生前穿过的一袭布衫。原来舒适并非奢华，快乐来自寻找生活意趣的幽默个性。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幽默”一词当年就是他翻译过来。他的幽默也不乏嘲讽，杂文《论政治病》中对官僚政客的戏谑刻画就入木三分，批评当年腐败政府的名句“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今天读来也令人拍案叫绝。
在林语堂“生平略影走廊”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文学大师的又一面。1947年，林语堂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大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文打字机。林语堂独创上下结构汉字输入法，令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依形输入。当时他倾家荡产投入12万美元，请人手铸了这台打字机。“发明家”林语堂还设计了直接将牙膏装入的牙刷和自动发桥牌机。最有趣的还是他卧室中的筹码，工作人员介绍，林语堂生前一有空闲，就不断投掷筹码，试图找到出现频率最高的幸运数字，直到去世，共记录了22年，可惜没有结论，当然也不会有结论。这时的林语堂先生，可以用他笔下人物姚木兰的绰号来形容——“妙想家”。
无意间，我们看到角落里的展示柜，除了林语堂先生喜欢的8只烟斗外，还放着一枚当年国民政府颁发给他的“抗战胜利勋章”，奖励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林语堂在抗日战争前一年赴美，为此被批为“懦夫”、“逃兵”。他在美国写作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其中阐扬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畅销达11个月之久，并再版40多次。1940年，他又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一本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完稿后，林语堂曾写信给郁达夫，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林语堂说，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外国记者撰述至多……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这枚勋章多少可以说明，生逢乱世，一介书生除了投笔从戎，也有另一种报国方式。林语堂先生1976年去世。因为钟爱餐厅阳台上遥望观音山落日、俯瞰天母灯火的惬意，他留下遗嘱，死后就葬在阳台下的后院中。故居一度作为“纪念图书馆”对外开放，2002年整修后重现原貌，目前由台北市政府委托一所大学经营管理。故居除展示参观外，还经常举办文学讲座、研讨会，更将原来的餐厅改造成茶餐。而访罢林语堂故居，最完美的结尾莫过于，坐在林语堂面带微笑的巨幅照片下，点份简餐，吃茶小坐，望一望大师当年看过的风光——“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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