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天已露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刚写完“渊”字，头部不幸中弹，当场牺牲，以致“渊”字最后一笔拖了老长。这封绝笔信是1926年9月5日，著名烈士曹渊在攻打武昌的战场上写给北伐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
提起父亲曹渊烈士，曹云屏坦言：“并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形象只是后来慢慢在心中树起的，我这一生都在寻访他的足迹。”曹云屏母亲怀孕的时候，曹渊就已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曹云屏两岁时，曹渊才回家探亲一个月，这一个月也是父子生命交叉的全部时间。曹云屏笑着说，“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就是头上的一道伤疤，是他回家抱我时不慎摔的。”
此后，曹云屏也偶尔从长辈和父亲生前战友那里得知一些父亲的经历，但都是“碎片”。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他才真正了解自己父亲。“七大召开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父亲的传记，我想了老半天，也只能写出父亲的名字和牺牲的时间，其它的都串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向周恩来求助。他写信让我找父亲黄埔军校时的同学陈赓，找到陈赓，他含着泪说‘孩子啊，这事就交给我了’，我就是从陈赓写的父亲传记里开始系统了解父亲的。”
等到曹云屏年逾八旬的时候，在一张发黄的档案上，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爱。这是一张黄埔军校的学员登记表，曹渊在子女一栏中写下了“曹云灿”，“这是我刚生下不久，父亲得知消息后给我起的名字，但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云灿，父亲是希望我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啊！当时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在父亲过世80年之后第一次体味到了父爱！”
周恩来寄来去延安的路费
曹云屏14岁之前一直在寿县度过，那时，日寇铁蹄已经踏进江淮大地，当地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曹云屏就跟着时任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曹云露参加游击队活动。其间，延安这个地名在他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当时，延安是我们这些热衷革命的青少年的圣地，非常向往。”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徽工委有人告诉他，你可以找你父亲生前的同志周恩来和叶挺帮忙啊，曹云屏遂分别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在南昌的叶挺写了信。
不久，他就收到叶挺给他的的亲笔信。在信中，叶挺深情地写道：“尔父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的最好的同志，不幸殉职……清夜追怀，常为雪涕……”叶挺在信中对资助曹云屏继续读书之事一力应承。事隔24天，他又收到周恩来的来信，鼓励他到延安去，并随信寄来20元作路费。
1938年4月，当地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送曹云屏和其堂兄曹云青奔赴延安。
东北肃匪经历最难忘
在延安，曹云屏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延安虽然只有几万人，学校却有20多所，简直就是‘窑洞大学城’，我在读书时，离党中央很近，散步时就可能碰见毛主席，经常能看到朱德总司令打篮球。”在延安的7年时间里，曹云屏受到了最直接的革命教育，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1945年，曹云屏离开延安，那时他本来可以选择到机关工作，但还是去了东北开展民运。那时东北的土匪势力很猖獗，打击土匪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几年的出生入死，曹云屏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在东北的3年战斗生涯最难忘，也最能锻炼人。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在基层多待待，对以后的人生有好处。”
此后，曹云屏又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后，长期在江西、广东等地做公安工作，后任广州计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顾委副主任等职。本报见习记者刘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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