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看望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就这样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40年,这期间通过许多人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科社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原来知识是分上游、下游的。上游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决规律层面的问题;下游是执行和操作的方法,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上游是科学,下游是技术;上游是学术、是思想,下游是方案、是行动。由于科学、学术的超前性,许多科学家、学者经常看不到自己学问的实用结果。但他们并不悲伤、并不计较,他们不管用与不用,而只管知与不知,只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梁启超说,做学问不为什么,就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虽说不问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知识对人类有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每一项新知识都对人类产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简直是惊天动地。伦琴、居里夫人、卢瑟夫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学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原子弹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罗文在40年后让他破译了一部天书、补回了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包括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治学时不问有用无用,正是因为他们讲大用而不计小用,看将来而不计眼前,为人类之大公而不谋个人小利。这些以学问为乐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所表现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的知识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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