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黄金周期间，一个在职业生涯中似乎从未与孔子和孔子研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小女子，居然堂而皇之地在当代中国媒体之王——中央电视台上解说《论语》，并且眉飞色舞地一连讲了7天。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否真的看懂了《论语》的影视学教师，居然（又一个“居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并掀起了一场《论语》热。一时间，她的讲稿和所有沾上《论语》字样的书籍，都在各大书店畅销起来。
出版她的《庄子心得》一书的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的总编说，春节刚过，人们就排起长队等购于丹的书，一对老夫妻冒雨伫候。
老汉说：“我们天天吵架，准备离婚，听了于丹的讲座，心里很舒坦，不想离了……”书在热卖，名在鹊起，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看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这是她应得的吗？
于丹是谁，她算老几，是什么让她7夜成名？确实，如果按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学术水平和所花的时间来排序，在全国范围内，说保守点，她可能排在1000名以后。如果按演讲水平排序，她是否能进入大专院校辩论赛决赛名单还是个问题。那为什么选她讲《论语》，是因为她长的漂亮吗？大概也不是，她的脸让人看到的欲望大约多于美丽。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媒体暴力，想起与这种暴力的暧昧关系，想起藏在经典大氅里的牟利动机……以至于有“中国辛普森”之称的王小峰在他的博客里把“百家讲坛”称为“败家讲坛”，或“出版讲坛”。
不能说没有人看透这个把戏的暗道机关：社会与学术评价系统的瘫痪，媒体资源的占有者优先，以及遴选机制与公开公平的绝缘……所有这些导致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名望的分配严重不公，必然引起社会愤懑。但愤懑之气的喷射口，一般是整个体系最薄弱的地方。在“《论语》心得”这个案子里，我看到了两个喷射口，一个是孔子（他老人家可能早就知道，他迟早要给他的同胞当出气孔，所以干脆姓孔），另一个是于丹。一个是死古人，另一个是弱女子。爱死古人的，拿弱女子开刀，比如徐晋如等10个博士生和硕士生；放弱女子一马的，拿死古人开涮，比如黎鸣。
自称“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的黎鸣，倒更像是一头西班牙斗牛，一看见孔子的名字，就像看见红布，暴怒地猛冲过去，嘴里还喷着白沫，哞哞地叫着：“一个诡计，坑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论语》，中国人的宿命之书”，“孔夫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夫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孔夫子彻底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孔夫子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我的批判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网上宣言”，“中国要崛起，必须从审判孔夫子开始”，“孔夫子是禁绝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始祖”……这些都是黎鸣博客文章的标题，但更像是大字报上的标题。我以前认识黎鸣兄，没觉得他疯到了这种程度，大概都是博客点击率害的。
徐晋如等人没有这么“辣”，但却相当“酸”。他们3月1日在网上公布了“讨于丹檄文”（最早刊登这篇东西的应该是徐晋如自己的博客“晋如语类”，题目是“中大博士生发起呼吁媒体应有良知不该炒作于丹”，天涯社区网站的“天涯头条”以“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为题于3月8日转载），把这两个标题对照起来看，非常有趣。一个锋芒所向是媒体，另一个剑尖所指是于丹。同一篇文章，为何被标出了两个靶子？这正是这篇檄文的耐人寻味之处。其实，他们反感的并不是于丹说了什么（在他们的檄文里甚至没有引用于丹的任何一句话），而是反感媒体全力推销于丹所说的。他们并不在乎于丹是“厕所”，他们在乎的是媒体“把厕所当客厅”，而忽略了他们这座圣坛。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篇檄文就是这座圣坛上冒出的香烟，可我分明从其中闻到的是醋味：
——“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评注：他们关注的不是于丹如何“猥亵孔子”、如何“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是“强势媒体”用它“巨大影响力”“不恰当地‘关注’”那个“高学历文盲”于丹。简单点说，他们关注的是关注，是对别人而不是对自己的关注。］
——“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评注：这是在拿儒家传统的社会等级思想揣摩当代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社会地位并没有我们这儿重要。在哈佛大学，你闭着眼睛在街上走，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每天迈着他的高脚鹭鸶式的步伐走向他的办公室，途中遇到的微笑，一点也不比站在哈佛广场上的无家可归者多。他们这段话，倒是让我看到了一点不真诚：既然“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又何必在乎于丹之流的社会地位呢？显然，“学问自身的愉悦”并没有补偿他们的一切，他们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需要“社会地位”来填补。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填补，只好让醋意来填补了。］
——“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评注：引导灵魂向上的力量难道还要“社会荣誉”来引导吗？社会荣誉引导的常常是虚荣心和嫉妒心。对于那些真正引导灵魂向上的人们，恰恰获得的可能不是社会荣誉，而是饥饿、监狱、绞索、放逐和十字架，荣誉是身后的事情。孔子生前也是惶惶若丧家之犬呵。当下的社会荣誉常常是飞溅的泡沫，总是喜欢青睐功利、流俗与肤浅的东西。与其愤愤不平，还不如采取宋丹丹诠释的公鸡态度：“下自己的蛋（学术的蛋），让别人（于丹）去说吧！”］
如果说，徐晋如等人所谓的“无良媒体人”“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他们自己也难逃把醋坛当圣坛之讥。
孔子是你家的“神”，还是大家的导师 10博士檄文指责于丹“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祖师爷孔子不就是个“耍嘴皮子”的？他老人家几乎没写过什么字，与他有关的三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和《中庸》都是他讲课时学生记的课堂笔记和课堂讨论时的记录，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回答学生和政府官员问题时所说的只言片语，有的被当场记下，有的事后从学生的记忆里被提取出来。
不仅孔子是个“耍嘴皮子”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也是个“耍嘴皮子”的。佛教中唯一可以算是中国人创作并被世界公认的经典就是《坛经》，而《坛经》就是惠能大师“耍嘴皮子”耍出来的，也就是布道布出来的。当时在大梵寺讲堂中，听他耍嘴皮子的有10000多人。他自己认识的字数，不会超过他手中的念珠数，念珠至少有20颗吧，可惠能却不认得神秀上座竞选六祖宝座的20个字的偈语，还要别人念给他听。自己口占一偈，却不会写，还要请人帮他写在房廊上。神秀是教授师，惠能是伙房的文盲，结果，教授输给了文盲。徐晋如是博士候选人，于丹是博士、教授，前者却称后者为“耍嘴皮子”的“高学历文盲”，不知道文盲与非文盲的界限在哪里。或许，在徐晋如等人看来，凡是不研究儒家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论你学历多高，皆为文盲。
在耍嘴皮子的人中，孔子和惠能还不是最牛的，比他还牛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辩才无碍，在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里与经师们辩论，有时他提出一些问题来诘难经师，经师们提出的问题，他竟能对答如流。事实上，整部《新约》，记录的都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事迹及其布道语录，也就是“福音”。
我当然不是说，于丹的讲演堪比孔子、惠能与耶稣的言论，我只是想求教于在博客上写“语类”的徐晋如先生，是否一定要用说与写来划分思想与文化的层次？说就是“耍嘴皮子”，写才是“莫测高深”？在我看来，真理既可以被写出来，也可以被说出来；既可以从故纸堆里考据出来，也可以从鲜活的生活中体悟出来。皓首穷经未必能成正果，口吐莲花也未必没有可能。说与写都是形式，关键是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
其实，写檄文的博士们并非不懂这些道理，他们只是在发泄自己的领地被侵犯的不满情绪。孔子被看成是他们家的奶酪，不让别人碰；或者被当成自己神龛的神，不让别人供。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让人“敬畏”，也没有必要让人“敬畏”，大概是研究他和它的博士候选人们希望他与它让人敬畏。让人敬畏的东西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门槛越高，能进来的人就越少，就越容易成为自己专用的吃饭家伙和供奉自己的圣坛。
在人类生活领域，越伟大的东西越不让人感到敬畏，而越是让人感到亲近。上帝和他的圣子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存在，但他们父子俩和门徒们的言行录——《圣经》，西方的贩夫走卒皆可诵读，对于写作者，它是散文范本；对于文盲，它是识字课本。它讲的道理，就像你裤兜里的手绢，触手可及。《新约》里有关施洗者约翰有这样的记载：
“有些百姓问约翰，如何才是真正地悔改了，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做。’又有税吏来，要求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我不觉得这里有任何让人敬畏的东西，它亲切如母亲的叮咛。
孔子和他的《论语》也是如此。孔子既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生活导师。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是政治生活的立法者，有他的庄严与深邃；作为生活导师的孔子，他亲切得就像一位父亲。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悲痛欲绝，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哭得如此悲恸。颜渊一直把孔子当自己的父亲看待，孔子也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儿子。只是孔子当时已经退休，按国家丧葬制度，退休官员的儿子不得厚葬，这就给孔子带来了一个困境：论对颜渊的爱，应该接受弟子们的建议，厚葬颜渊；但如果要把颜渊当儿子看待，就不能厚葬他，否则就要违反国家制度，孔子的亲生儿子孔鲤去世时，就有棺无椁。如果厚葬了颜渊，他就不能再把颜渊当儿子看待。孔子的弟子没有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的情感，没有按照老师的政治理念厚葬了颜渊。
“不是我不想把你当儿子呵，是你的师兄弟们害得我没法儿这么做呵。”
这是一个为了恪守邦国制度而牺牲个人情感的老师兼父亲，他要用自己的悲痛与叹息唤醒弟子们的感悟。
千万不要以为孔子是一个不近人情、完全没有生活情趣的老顽固，实际上，他比他的大部分弟子更旷达也更洒脱。《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
有一天，孔子对守在自己身边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说：“假如你们各自的才华都得到赏识，你们想干什么呢？喂，咱们随便聊聊，虽然我比你们年长，但别拘束，就当我是你们的平辈人。”
子路莽莽撞撞地抢着说：“假使有个大国，处在其他大国的包围中，又经过连年战乱和饥荒，比如伊拉克，如果把它交到我手里，我只要花三年时间，就可以使得国民的精神重新振奋，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
孔子听了一笑：“嘻嘻，”然后转过头问冉有道：“你怎么样呢？”
冉有谦和地笑了笑：“我顶多能治理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更小点更好。干上三年，或许可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如果要建成和谐社会，让老百姓都知道八荣八耻（‘如其礼乐’），还要另请高明。”
孔子对冉有的话不置可否，只是对公西华说：“哎，谈谈你的想法。”
公西华一贯衣整冠正，举止得体，像潘基文，适合做外交工作，这会儿，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呀，没什么大用，但愿意学习。我喜欢做与礼乐有关的事，比如联合国开会，大家都衣冠楚楚，我去干一个小秘书长什么的可能还行。”这等于是说他可以干冉有干不了的事，但他的语气过于轻佻。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曾点在孔子背后悠闲地弹着瑟，仿佛在提供背景音乐。孔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点儿，说说你的志向。”曾点听到老师问话，让弹瑟的手指慢了下来，瑟声渐稀，最后五指一拢，瑟声铿然而止，站起来回话道：“老师呵，我的志向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么高呀。”
孔子鼓励道：“那有什么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呗。”
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天气回暖，在农闲时节，穿上游泳衣，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儿童，到沂水里游泳，在高台子上的树阴下乘凉，然后吼几嗓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手舞足蹈地回家。”
孔子听了，长叹一声：“我就想和你一样呵。”
对这个故事作最好注脚的，我以为并不是宋代大儒朱熹，也不是当代南子（怀瑾），而是被10个博士讨伐的小女子于丹：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虽然子路、冉有、公西华的人生目标都很远大，但孔子并不认为他们既能胜任又能从中找到快乐，既然如此，还不如像曾点那样，安享盛世，按照自己心意去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作为生活导师的孔子，如父如兄，如师如友，这个孔子属于每一代人，属于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对他做出自己的解释，他绝不只在几个什么博士的神龛里。
她动了孔子，还是让孔子动了 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F·V·哈耶克对一个国家的经典重述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的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的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送它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不为我们所知悉；而且它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几乎无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自由秩序原理》导论）。
德国解释学大师迦达默尔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人的语言性与在解释学问题的历史发展中发生的事情平行发生。它是在处理要求翻译的成文的传统时发生的，因为传统由于时间距离、文字的固定性、永久性事物的严格惯性这些因素而同当前发生了疏远。”（《哲学解释学》）
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或经典作家不论多么伟大，在当代条件下，都是冷漠的，束之高阁的，或者说是“死”的，除非用当代语言和概念让它“复活”。有人说，后古希腊时代的所有西方哲学，都可以被看成是古希腊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注脚，是有道理的。由孔子原创的儒家旧有真理，在宋明两代被周张程朱陆王诸大师用当时的语言和概念予以解释和重述后，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当代新儒家，比如熊十力和牟中三，试图用佛教和西方原理及方法对儒家和新儒家思想加以解释和重构，虽然不能说十分成功，但拉近了它与当代生活的距离，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不管多么伟大的传统学说，都不一定能完全在当代“复活”。拿孔子来说，能够复活的，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仁”，用当代语言加以重述，就是“人道主义”，不能复活的可能是他的用家庭法则规范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构想；能够复活的是作为生活导师和政治哲学家的孔子，不能复活的是作为等级制度和家长制度看门人的孔子。一句话，能够复活的是心性儒学，难以复活的是政治儒学。如果说，孔子是一头巨象，对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完全取决于你摸到了这头象的什么部分和你对这个部分的偏好程度。
偏好“大一统”天朝政治的人，比如蒋庆、赵汀阳，摸到了作为政治儒学的象鼻子，就像两年没有上街的小盲童，一下摸到了一串糖葫芦，高兴得跳了起来：“哎呀呀，咱们的糖葫芦就是比麦当劳好吃呀！”其实，他的口袋里只有1块钱，买不起麦当劳。为了证明自己不吃麦当劳不是因为穷，最好是指出麦当劳根本就不是个玩意儿。
“民主的结果是不自然的，是暗示的结果。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因为中国哲学已经直接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问题。对中国缺乏民主观念的指控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不理解。”（赵汀阳：《天下体系》导论）
极其讨厌“大一统”政治的黎鸣兄也摸到了政治儒学的象鼻子，惊叫道：“孔子原来就是这么个圆滚滚、粘糊糊的东西呀，真恶心！”
“孔夫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在自己所有的博客里振臂高呼。
就在他们抓住孔子的象鼻子或骂或叹时，于丹却摸到了这头大象柔软的腹部，她告诉人们：“孔子是朴素、厚实而温暖的。”
迦达默尔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
在对《论语》的解释上，我以为于丹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演讲所获得的广泛而热烈的反应表明，她重新发现了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热爱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没有做到的，更不用说那几个写檄文的博士了。因为于丹，孔子带着他的《论语》走进了千家万户，与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倾心交谈。
当然，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并非尽善尽美，她毕竟不是古典文献专家，也不是思维缜密的学者。她的章节设计交叉重叠，甚至可以说逻辑混乱，把“人生之道”与“交友之道”、“处世之道”并列，就是一例。按逻辑讲，“人生之道”包含了除了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外的所有生活道理，并且与处世之道重叠，处世包括处己、处人（包含交友）和处事，从人生中扣除掉这“三处”，还剩下什么？至于对《论语》原文的误读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受到诟病最多的恐怕是她对这段话的解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把“民信之矣”的“信”解释为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仰，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孔子这里讲的是统治者要“取信于民”，要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主动的一方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因为子贡问的是如何从政。
不过，误读或误解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它有时还是发现真理的后窗。迦达默尔说：“不能把避免误解看作是解释学的特殊任务。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只有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才使进入异己世界的冒险成为可能，才使从异己世界中找出一些东西成为可能，从而才可能扩大、丰富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经验。”
于丹《＜论语＞心得》数百万册的发行量，表明她获得了这种“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她进入被徐晋如们认为是自己世界的“异己世界”的冒险，也并不是空手而归，她找到了一些东西，让千百万读者感到温暖的东西。
10个博士拿于丹和饭岛爱相比，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不尊重，也是对孔子的亵渎。因为于丹向人们展示的并不是自己的魅力，而是孔子的魅力。
于丹动了孔子，也让孔子动了起来，当然，是她发现的那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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