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并没有去

　　10年前，曹禺（原名万家宝）师突然地、悄悄地、安详地走了，我禁不住地想到他，而且仿佛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

　　曹禺师的挚友巴金先生，当年发给老师夫人李玉茹和女儿万方的唁电中说：“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是的，他永远活在所有爱他的人心中，我们好像不时地还在和他亲切对话、交流。

　　近日，我发现了曹禺师年事已高时的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写得并不多，实际上这一生，我也不过写了十个戏。到今天，我常常有种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少，太少，太少了！对我来说，我应该向我的朋友忏悔，或者向我的读者、向我的演员、向我的观众忏悔，忏悔什么呢？忏悔写得少。这也就是说，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没有好好地利用时光，大好的光阴浪费得太多了，从40岁以后，就没有怎么好好利用时间，这是一点。我常常见着年轻的同志们，他们或者好写作，或者好演戏，或者好导演，我常告诉他们这一点。我说：‘你们真是最可羡慕的，这就是这个宝贵的青春时期，千万不要耗费光阴哪！没有一个作家，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是勤奋、不是从苦练中练成的，他的作品也是从艰苦琢磨得来的。所以，我愿望你们勤奋，正如许多作家勤奋一样。’后来，我搞其他的事情太多了，几乎忘记了写作。当然喽，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是，主要是自己不勤奋，后来偶然写作也不够勤奋。我们的前辈，譬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一生都是十分勤奋的。”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有曹禺师个人的原因；有被迫做的原因，也有自愿做的原因，他自从新中国建立（时年39岁）以后，耗费了许许多多的宝贵光阴。因此，他住进医院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要勤奋！勤奋！再勤奋！也许这是他最后，最不放心，也是最想嘱咐我们的话。我们应该牢牢地、永远地记住他的话。

　　在曹禺师仙逝以后不到三个月，巴金老用燃烧着的、火辣辣的感情，写下了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7点后街上就是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在这篇文章里，巴金老已经精彩地概括并诠释了曹禺师的整个文学生涯，也从根本上回答出了“家宝并没有去”的充分理由。最后，我愿意把老师在1987年病中写的一首短诗抄引在这里——

　　“如果大家带着盔甲说话，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带着盔甲，

　　火热的心怎敢与我接近。

　　可以放下一切戒心，

　　再不要有什么怕，

　　让炽热的真情把

　　我燃烧，

　　情愿被火焰烧化。

　　我愿死一万次，再不愿

　　终身这样担心害怕，存有戒心。”

　　十年过去了，曹禺并没有去，老师并没有去，今后也还一定会如此，他依然贴得我们很近很近，可以听得见他的呼吸，摸得着他的脉搏，这是一种特殊的、难以名状的亲密接触。（作者系北京人艺一级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