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成批量运来了乡亲，同时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到那里。吉林舒兰四合村，全村600多户人家中，有800多人闯荡过俄罗斯，他们中的大多仍坚守在异国，带回每年几千万元的财富……
一个中国村庄的俄罗斯致富路
俄罗斯淘金梦
4月1日，俄罗斯针对外国商人的“禁商令”正式生效。
今年3月，本报记者深入俄罗斯，记录那一群与我们血脉相通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足迹。
从今日起，本报将刊发系列报道，探讨中国村庄的俄罗斯变迁，俄罗斯城市的中国烙印，华商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及前景等问题。
四合村，藏在中国吉林省舒兰市东南方向长白山余脉里的村庄，在这个人口只有2500多人，方圆不过数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里，一项令人震惊的、在最近几年极度扩张的生意正在进行。知情的人说，这项生意最早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10多年来，这个村庄自发地把村里的男女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俄罗斯城市，占据着这些城市中市场上的摊位。“舒兰四合人”在“诺夫”、“斯基”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成批量运来了乡亲，同时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到那里。
四合村邻着一条省道，公路两侧有三家商店。从省道通向村子的小路是修砌过的水泥路面，到处是新建的房子，砌着瓷砖的外墙很是惹眼。新房的夹缝里，常常冒出一些旧房，茅草的屋顶、破败的房门好像在说，那里的主人已经离开多年了。
村长赵景森说，新房里都装有城里流行的地热取暖系统，要花10多万元，在乡下是非常昂贵的了。旧屋不一定显示这户人家很穷，他们可能已经在别的地方置办了房产，留在这里的只是他们的祖业。新房和旧屋的主人都在做着同样的生意，向那个广袤的国家输出人口。10多年来，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把冒着严寒挣来的辛苦所得寄回了四合村，其中一部分成了修建新房的款项。
“周围的村庄都没有我们村有钱，他们羡慕我们”，赵景森似乎在说着他的一件政绩，“你看，这样算吧，每个在俄罗斯的人每年带回来十万元，一年就是几千万元啊”。他算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累积在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基础上的。今天的四合村是一个留下读书的孩子、守着新房的老人和孤零零妇女的村庄。全村8个村民组600多户人家中，镇里派出所的数据显示，有800多人闯荡过俄罗斯，至今，除少数人回乡外，大部分仍然在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那些人很少回家，顶多也只是在农历十二月下旬，他们中的一些人搭乘8个小时的航班中转北京至最近的长春，回家看看。有人把新房修建得和城市的楼房差不多，撤去了传统的火炕，摆上了带有松软床垫的宽大的床，在带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里装了淋浴。“他们将来还要回到村里的，要有一个舒适的地方。”赵景森说，在东北乡下，有这样的住处是很奢侈的。
四合村的富裕在普遍仍然落后闭塞的中国东北乡下，显得扎眼，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它鼓动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抛洒在俄罗斯的街道上，为的是挣回和四合村一样的富裕，一样的耀眼。于是，在莫斯科最大的一个市场中国区里，出现了一条“舒兰大街”。“至少有上万舒兰人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各个城市里的，就更多了。”在俄罗斯，遇见的每个舒兰人，他们都会如此说。
充满刺激、挑战、凶险的俄罗斯淘金，换回的是高于国内收入十倍、数十倍的高额回报，俄罗斯的资料说，现在，穿越了边境，搭乘火车走西伯利亚大铁路，从北京、长春、哈尔滨等中国北方城市的机场出发，每年，有超过百万的中国人流入俄罗斯，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乡村躬耕田垄的农民、城市的低收入者。
到莫斯科去
“1毛钱一块的‘大大’泡泡糖，到乌苏里斯克卖2元钱一块。”同村的张老五、张老六兄弟已经提前去了，传过来的消息说，市场很大，钱好赚
聂海涛就要再次踏上重返莫斯科的行程了，今年3月初那场56年不遇的暴雪拽住了他的脚步，让他得以在家中陪父母度过元宵节。在过去14年里，他先后去过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州的一个小城、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从中国舒兰到俄罗斯这些城市的道路，他已经走了近20次。如今，他每年在莫斯科经营10来个月的生意，可以超过他在家乡耕作土地50年的收入。
14年中，他挣到钱娶了村中一位朝鲜族姑娘，生下了一个男孩后，妻子随同他到莫斯科。“前年，她去了韩国，一年在那里能挣到两三万块钱。”如今，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父母，一家人分散在三个国家。
1993年，聂海涛23岁。“我那年种地的收入是4000元，一家四五口人，当时觉得不得了。”他不满足这点钱，姐姐几个月前去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接壤的乌苏里斯克，他也想去，但父母不同意，要他在家老老实实种地。“我办了一个两年期的公务照，当时花了几百块钱，”手持公务照的聂做的第一次生意是从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购进了一包“大大”泡泡糖，“我买的是1毛钱一块，到乌苏里斯克卖2元钱一块。”20倍的价差让聂海涛一下子看到了比种地快出无数倍的挣钱速度。
聂海涛走出村子时，身上带的本钱是五六百元，除了泡泡糖，他也做起羊毛衫贩卖，从9月一直干到那年圣诞节前，三个月往返于绥芬河和乌苏里斯克之间。当他决定回家喘息一下的时候，他从姐姐等同伴手中分到了一万多元钱，这在当年的中国乡村，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金钱数字，一个他没见过的，鼓舞他从那时走到现在的数字。
“如果我不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或许我还在种田。”聂海涛点燃一根香烟，那是乡村里不多见的香烟牌子，他的腕上有一块劳力士。“种田能怎样呢，一年收成一季，够糊口不错了，”一旁的村长赵景森和聂有亲戚关系，他对村民到俄罗斯淘金持赞成态度，这显然也给他和村庄带来不少荣光，“省长听说了我们村，最近几天要来看看。”他说，如果不是大雪封路，说不定，省长已经进村了。
过完1994年的春节，聂海涛再去乌苏里斯克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警察抓得严了，我们只能往里走，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是从国内拿点货带出去卖。”他和姐姐等人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卖点货，赚些钱，接着再往前走，像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后来，他们在靠近欧亚分界线的车里雅宾斯克停下来，“在那里干了五六年，那是一个不大的城市。”
他的公务照已经不管用了，他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就这样在那里黑了下来，”没有身份，不能公开在市场上卖货物，他们只能把从中国设法运进俄罗斯的货物藏在秘密的仓库里，“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没收，”至于非法的移民身份，“警察或移民局抓住了就是罚款，交完钱就没事。”他们往往带一点货物偷偷到市场上出售，卖完了再取货，即使被查收，损失也并不大。
失去有效的护照，非法滞留，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中国倒卖货物商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大部分以旅游、短期商务签证等方式进入俄罗斯的中国人真正的目的是长期停留做生意，那时的俄罗斯刚从分裂的苏联背影下走出来，机构和制度尚不健全，从事商业目的的中国人无从办理合法的工作签证。
1998年，聂海涛和姐姐等人决定到莫斯科闯荡。“毕竟，在车里雅宾斯克那样不是办法，”长期提心吊胆、躲躲藏藏的生活让这些异乡人不能忍受了，“还有金融危机，把我们辛苦多年挣的钱几乎全搭进去了。”他们齐心要到莫斯科的一个原因是，同村的张老五、张老六兄弟已经提前去了，传过来的消息说，市场很大，钱好赚。
淘金的路
张家兄弟从采野参到倒卖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境，他们挣钱的消息传回了故乡，四合村的年轻人坐不住了。“全村2500多口人，1／3的人去过俄罗斯了”
“好大的雪，几十年没见过了。”苗西海从破败的土墙房子里钻出来，暴雪乍停，他瞅瞅屋顶的积雪。这个春节，远在莫斯科的三个女儿无一回来，莫斯科的大雪会和家乡的雪一样吗？苗老头无从揣测。四合村南阳屯的这家土屋靠窗的大炕上，苗家90岁高龄的老奶奶裹着纸烟，她对面的镜框里有全家的照片，有儿子儿媳，有孙女、曾外孙。
“最早，村里去俄罗斯的人是迁移到珲春的那户，姓张。”苗西海说，张家原来就住在南阳屯，土地承包责任制前后迁到了靠近中苏边境的珲春市，“我们这儿收成不好，养不住人，他们家兄弟多，就搬到靠近国界线的珲春山里搞山货卖，张老五、张老六那时只有20多岁。”
苗西海听说的最早张家兄弟出国做生意的起因是采野参：“山上国界不清，采野参就过了界，那边野参多，让苏联边防守军抓住了，带到了乌苏里斯克，”这个是关于张家兄弟闯荡俄罗斯传奇的早年经历流传在故乡的版本，“兄弟二人发现当地生活用品奇缺，再过去时就带了些货过去卖，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张家兄弟从采野参到倒卖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境，从珲春到乌苏里斯克，再到海参崴，他们挣钱的消息传回了故乡，四合村的年轻人坐不住了。
苗西海至今记得他把几个年轻人送到三棵树火车站(哈尔滨东站)的情景。“有谢东海、张海军，他们是村里最早追随张老五兄弟的，谢东海是张老五表弟，还有一个叫谢虎豹(小名)。”苗西海把张海军等人领到火车站，送上火车，几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各自拿着一本短期的旅游签证护照，踏上了开往境外的火车，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未来。
领头人张老五大名叫张福才，张老六叫张福良，兄弟俩的名字往往被四合村人连在一起“老五老六”，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联体名字，即使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那个俗名为“一只蚂蚁”的全欧洲最大的批发市场，不管是中国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还是俄罗斯人，人们提起“老五老六”，马上充满了敬意。
“不好意思，很忙，可能赶不到莫斯科。”这是俄罗斯中国北方商会会长关百新在与张老六电话联络时，张传过来的话，他和他的兄弟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传奇里，未能现身于这次采访中。别人这样描述张家兄弟：
如今，张家已经在北京置办了宽大的房产，兄弟六人中有五人在俄罗斯经营生意，留下老二在北京侍奉父亲。“去年春天，张家老父亲还回过村里一次，来看看他家的老房子和乡亲们。”在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张老六开办了一家鞋厂，他给当地见过他的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开一辆大吉普，来去匆匆。”
四合村人跨越国境的生意逐渐汇成连续不断的人流，“几乎每天，都有人走，有人回来。”赵景森从派出所了解到全村人口的流动数据，“全村2500多口人，1／3的人去过俄罗斯了。”他掰着指头算，全村8个屯子，每个屯子里都有人在国外，“有的人去了又回来，但回来的人也不习惯种地了。”
“好日子”的憧憬
卖“跳楼货”是最近几年进入俄罗斯的四合村人的选择。艰难的工作、窘迫的栖身之所已经让四合村的男人和女人习惯了，“是的，不管怎么说，这里比我们家乡好挣钱”
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是莫斯科、也是全欧洲最大的市场，说是批发，其实也有零售。如果到市场的太阳区第14、15区，随处可以碰见来自四合村的人。因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靠近依兹迈洛夫大街，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一只蚂蚁”市场。
“我们这个区是‘跳楼区’，”杨立冬是四合村南阳屯人，他已经在“一只蚂蚁”站摊8年，“跳楼区就是卖的货物价格低廉，从福建、浙江老板手里拿货，便宜出手，我们赚个差价。”“跳楼”的商品随时都有，因为总有大量进货的中国南方老板把货砸在手里，“一条裤子100卢布，一件棉衣120卢布，这价格比国内还要便宜。”
杨立冬租了半个集装箱的摊位，几个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是4500美元，他卖出一条“跳楼价”裤子的利润只有几十卢布，不到两美元，为偿付租金，他每月至少要卖掉3000条裤子，或者5000双鞋，2万双女人的丝袜。3月是淡季，想卖出如此多的货物并非易事。
卖“跳楼货”是最近几年进入俄罗斯的四合村人的选择，他们一般没有太多本钱，白手起家，靠赊来的货物、几个人合租的摊位做小本买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挣到远多于土地上的产出。
聂海涛一家人属先知先觉到达莫斯科的第一批人，而且，多年闯荡俄罗斯的经验和本钱让他们有能力做起稍大的生意，他们从广东新塘、浙江温州的厂家直接进货，从市场上批发给俄罗斯欧洲部分和独联体国家的商贩。“我去过几次广州，订牛仔裤，有时我们把样品发给厂家，打电话说好要多少条，他们直接发货过来。”聂海涛和姐姐一大家10来口子人在莫斯科经营牛仔裤生意，一次进货10万条是家常便饭。
李少春的弟弟在过完春节后直接去了新塘，他要急着赶回莫斯科，“老婆孩子都在那里，不放心，生意也撂不下。”李少春34岁，2002年随先走一步的弟弟而去，如今，家中盖起了10多万元的新房，可在莫斯科，他们的住房条件要差很远。“我们和一户哈尔滨人合租的房子，48平方米的小房挤了六口人。”这已经不错了，比起挤在公寓里的同乡好了很多，在1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10个人是正常的，“有人还把小屋隔成上下铺，满当当全是人。”
在莫斯科居住的艰难是家乡人难以想像的。“有一年，我在市场上的一个黄楼里住，我女儿好奇，打电话问我，爸，啥是黄楼啊？是不是在外边住啊？”老郑是和聂海涛差不多同时闯荡俄罗斯的人，“我咋说呢？我女儿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黄楼是“一只蚂蚁”市场里中国区一个著名的简易楼房，在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阿猛(莫斯科特警部队)四处搜抓、勒索钱财的一段时间内，黄楼成了他们的“避风港”，成千上万人集聚在那里，战战兢兢，赖以安身。
艰难的工作、窘迫的栖身之所已经让四合村的男人和女人习惯了，“是的，不管怎么说，这里比我们家乡好挣钱”，李野，和杨立冬夫妇同居一室的33岁男子说，“如果回家，就不能在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但是，他们从未计算过“好日子”的成本是多少，需要10年的打拼？还是20年？
俄罗斯给他们的不只收入不菲的生意、苟且拘谨的生活，还有梦想成真的憧憬。
风光与乡愁
“好容易回来一次，都是比着花钱。”回家总是要体面一些的。但还是有不少的人，受制于撂不下的生意，心疼着国际航班的昂贵票价，把乡愁在心头压了又压
赵景森的妹妹在去年底回到了村里，“她还有几百万的货压在库里，莫斯科法令有变化，她急着赶回去了。”他说，妹妹以前都是坐火车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出境，6天6夜，如今，有钱坐飞机了，来去方便多了。
国际列车的票价是2600元人民币，从北京中转的飞机票单程3500元，聂海涛说，他对这条路熟悉得就像走从家蹚过细鳞河到山上的小路。“每年回来，都要花掉几万元”，李少春虽然去俄罗斯时间短，但还是每年回家陪陪孩子和父母，“今年又花了3万多元，总要买东西过年吧，送礼给亲戚朋友啊，还有孩子的压岁钱。”赵景森插话说：“回来过年的没有花钱少于两万的，送礼要上千，给孩子压岁钱也上千。”
3万元相当于细鳞河浇灌的土地30亩的年收成，李少春家在村里分到的土地不到10亩。“有人花得更多，七八万的都有”，他穿着光鲜的衣装，寸发一尘不染，和大都市里的中产者没有两样，“好容易回来一次，都是比着花钱。”
屋子里的几个男人说起四合村人花钱的大方，个个脸上闪出光来。“在俄罗斯有钱也不敢乱花，不敢露钱，说不定就会有危险”，多年的俄罗斯闯荡给了聂海涛经验，安全地把辛苦所得带回国内消费，才是最终目的，那里高昂的物价让他们根本没有花钱的动力，“除了吃饱饭，有个住的地方，一般不乱花钱。”但每人每年挣的钱越来越多，积压在口袋里，也压抑着他们花钱的欲望，在境外多么的不易，多么的吝啬，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都烟消云散，回家总是要体面一些的。
“舒兰的房地产价格让从俄罗斯回来的人抬高了”，赵景森的左邻右舍都在市里买了新房，“市宾馆后面建的房子刚出地面，就被四合人买光了。”前些年几百块钱一平方米的舒兰房价，去年底新销售的房子已卖到1480元，高的达到2000元还多。“南阳屯有70多户，30多户已经在市里买了房子，搬走了”，苗西海说，全四合村在城里买房的人家则更多，“有的人家新盖了房子，但大都空着，没人住。”他算了一下，全屯在俄罗斯每年能挣到四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占到1／3，有了钱，除了回家过年花，就是买房盖房，这是农村人最朴实的梦。
与四合村几个男人的谈话被一位驾车回家的人打断了，“他是我的弟弟”，赵景森说，弟弟在外上班，开一辆奥迪A6，“他们花钱买的”。他们，是指在俄罗斯的亲人。
村里买了汽车的人家和在城里买房的差不多数量，“四五十万的好车有的是，也有二三十万的。”在这个外表与周遭无二致的村庄里，别人在提小康村、新农村建设时，他们似乎进入了汽车时代。
苗西海说，不是每个人都挣到钱了，比如他的三个女儿已经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他的家庭已多年没有团聚，上次的团聚停固在一张挂在墙上的相片里，孩子们凝结微笑看着他和妻子、奶奶。“起初是三姑娘两口子把孩子丢给了家里，跟一个姓霍的人合伙在莫斯科租摊位卖货。”四姑娘和五姑娘听姐姐挣到了钱，也办了旅游签证，跟着一个旅游团到了莫斯科。“办个旅游签证要花四五千，还要带点吃饭的钱，两人花了一万六吧，全是借的钱。”苗西海想起当年送孩子走，心头滋味别样复杂，“到那边后只剩下6000元，帮别人站摊卖货。”卖货和摊主分享利润的比例是不固定的，有时三七开，有时对半分。
“钱不好挣，回来一次总得一万左右的路费吧？加上零碎的钱，花不起。”对女儿长长的思念只能寄托在相片里，苗西海有时能接到女儿们打回来的电话，听到她们尚且平安的消息。
在最近的这个春节里，尽管有很多四合人回到了村里，大把散发着钱财和他们长期压抑的兴奋，但还是有不少的人，受制于撂不下的生意，心疼着国际航班昂贵的票价，把乡愁在心头压了又压。
苗家五姑娘是在去了莫斯科两年后，又回到村里结婚的。“后来，她两口子又去了，怀孕9个月时回来生的孩子”，他心疼女儿的辛苦，“孩子出生90天，就留给了我们，她又走了。”那个生下三个月就离开妈妈的孩子叫彤彤，已经5岁了，“她妈妈打电话回来，她从来不接，她不知道给妈妈说什么”。在她的印象中，没有妈妈的概念，妈妈，莫斯科，对她是陌生的词语。去年，家人为彤彤做了录像，寄给了妈妈。
青壮年短缺的村庄
村庄留给了老迈的长辈和年幼的孩子。在四合村优于周围村庄的富裕背后，总有一层深深浅浅的忧伤，这是一个充满了别离的地方
赵景森有一阵儿很烦心，他经常接到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些地名，他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们来信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让我帮着找一个俄罗斯老婆。”赵景森笑了笑，村里确实有人娶了俄罗斯姑娘，双兴屯的李英超，在4年前，迎娶了一位大学毕业的俄罗斯姑娘。“可是，他们都在莫斯科，我们村里现在没有一位俄罗斯姑娘生活。”
一个江苏扬州的老师在信中写道：“我对俄罗斯女孩的要求不高，主要是希望她年龄在30岁以下……尽量漂亮点……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在你们的指导下做跨国生意，我自己也可以设法停薪留职一起做生意。”赵景森笑着说：“我不是媒婆，也不倒腾俄罗斯姑娘，更没做跨国生意。”他经不起来信的骚扰，把一些投进炕洞烧了。
更有一位上海的妇女来信替富豪弟弟央求赵帮忙找一位俄罗斯姑娘，并随信附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上海的这位富豪一定有不少家资，但赵景森一再说，他确实帮不上他们的忙，因为，他压根儿没见过俄罗斯姑娘。
不错，村里四位青年男子娶到了漂亮的俄罗斯女孩，但他们生活在俄罗斯，作为一村之长，赵景森不知道俄罗斯长什么样，他没有去过。但他的儿子、儿媳去了，弟弟、妹妹去了。“他们劝我过去看看，乡村工作忙，抽不开身啊。”他有时和妻子翻出亲人寄回来的照片。
四合村的男人们没有带俄罗斯女人回来，而且他们的远离正让这个村庄陷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村庄留给了老迈的长辈和年幼的孩子。一头牛踩着积雪慢悠悠走过，“耕田早用不上牛了，指望外来的人了”，赵景森家还种着几亩田，但每年产出的几千斤玉米已经不是他家的生活依靠，“田大都转让给了外村的亲戚朋友种”，全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少量的还有四合村人耕种。
“前些年，土地是免费给外人种的，粮食贱，种地不划算”，国家免除农业税之后，这几年粮食价格上升，苗西海说，“现在的土地(租种)是300元左右一亩，水田也有400元一亩的，那些搬到城里住和到俄罗斯的人家，一年从留在村里的土地上能收几千元的地租。”这是额外的收入，与几十万元的到俄罗斯做生意的收入比较，若有若无。在春耕的季节，出现在四合村农田里的，一半以上的耕作者是外来的承包者。
在四合村优于周围村庄的富裕背后，总有一层深深浅浅的忧伤，这是一个充满了别离的地方，这里的老人和孩子，必须学会独自面对一切。
“等孩子长到18岁，如果上学成绩不好，就让他去俄罗斯”，聂海涛在动身再次前往俄罗斯的头一天说，这是许多像他这个年龄的大人的想法，“有些孩子跟着大人在俄罗斯生活，长大了，自然就到市场上卖货了。”
这是一个连贯的工程，为一个“新人”办好全部的手续，护照、签证、在俄罗斯劳动许可证等所需的费用在1万元左右。吕维新，一个曾经到俄罗斯闯荡数年的四合村人，在舒兰开了一家专门办理赴俄罗斯手续的中介机构。舒兰有专门培训“新人”赴俄罗斯的指导课程，告诉他们如何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还有短期俄语培训班的招生广告，贴在街头的电线杆上。
又是一年春天，不等细鳞河解冻，积雪消融，远行的人就已动身上路。每年，都有长到18岁的孩子踩着父辈的脚印，揣上一本中国护照，走向更北的北方。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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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合村南阳屯苗家。女儿们都去俄罗斯做生意了，几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父亲和奶奶呆在家里，他们将后代的照片贴满了相框，以寄托思念。
雪后的四合村。村里三分之一的人都前往俄罗斯做生意了。在四合村令人羡慕的富裕背后，留下的是青壮年的短缺和深深浅浅的别离忧伤。莫斯科著名的“一只蚂蚁”市场内，“禁商令”正式生效前的忙碌景象。这里也是华商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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