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洋
提借文物凭证惊现潘家园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秦杰，每周六早晨都在潘家园市场淘宝。不久前，他偶然买到一张带有底片的西汉竹简照片。“拍文物照片需要特殊申请，一般人不能随意拍摄。”那天，秦杰从潘家园地摊商和坐商手中，共买了100多张黑白照片和15张底片，装照片和底片的纸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纸袋子上印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字样。我想，国博因扩建正在搬家，这些会不会是国博的资料呢？”
秦杰通过潘家园市场书商引荐，花1060元买下了一大批资料。
“有明代铜胎掐丝珐琅鱼莲纹高足杯、记载丝绸之路古地图的敦煌经卷和古代瓷器、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兵器、金银器、珠宝首饰、人物画像、石刻、古印、家具等13个艺术门类470张黑白彩色照片，有拍摄实物的，也有翻拍出版物的。”秦杰随后发现，货源数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于是他一发不可收，又分20余次先后购得196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借文物凭证》单据四五百张，以及照片、出版物照片千余张。提借文物凭证表格上的藏品号、名称、提取日期、库房点交人、文物提借人、保管部主任签字等内容，大部分填写完整，其中有太行区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子弹、红9军第十一师三十团二营五连条戳等提借单。
在潘家园市场秦杰还看到有人买走了1969年至1973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时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五七”干校人员登记表百余页，其中，史树青等百余位专家的个人及家属资料填写得清清楚楚。其他资料，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1981年住房申请报告，著名画家陈大章执笔的1971年10月20日革命历史博物馆值班记录两页，以及钱币专家董德义执笔的整份会议记录数十页(会议内容是讨论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时，在遵义会议旧址举办展陈)等也在出售。
这些资料真的能在市场上随意买到吗？记者在报国寺市场转悠，没出半小时就在118号摊位发现了1964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钱币学专家邱思达往来的信函共4页，内容涉及邱思达将辛亥革命纸币等送交革博等。
馆方认为所见旧资料不重要
这些资料真的来自国家博物馆吗？如果是，为什么会在市场上出现？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拿着秦杰部分藏品的照片来到国博。国博相关部门负责人看过照片后解释:“国家博物馆列入永久保存的资料，是严格封存并妥善保管的。属于长期保存和短期保存的文件，在逾期后会通过滴酸等办法销毁。但这些资料不属于保管部门保管范围，像住房申请报告，是20年前的资料，房子已经解决了，这个资料也就失去了效力。有可能是相关行政部门把它作为废弃资料处理掉了。”国博文献库工作人员说:“这些资料绝对不是文献库流出的。国博很多专家有专门办公室，有些专家很久没有来过，有些资料也不要了，有可能是工作人员把办公室里的东西处理掉了。”
按国家文物局1985年公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十六条相关规定，提借文物必须有凭证。对此，国博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这样的提借单还只是过程性资料，最终的登记记录是严密保存的。”
那些吸引秦杰注意的纸袋子(带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或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字样，共634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国博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这样的纸袋子是一般办公用品，国博很多工作人员手里都有。通过袋子上手写的说明看，可能是研究人员自己用于研究、著书而拍摄的资料。”
专家说如此处理太不妥当
没有被列入保存范围的资料，难道就能够随意扔掉吗？中国收藏家协会杜主任说:“未列入永久保存、长期保存和短期保存保护范围的资料，可以送到造纸厂或用粉碎机粉碎，随意流到社会上去，影响不好。”
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说:“这样处理资料太不妥当。有些涉及人事的文件是不应该公开的。涉及到馆藏实物的就更不应该公开。”史先生还提出，各地在修缮、扩建、翻建博物馆、纪念馆时，都存在废旧资料、文件如何处理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李润波说:“重文物重器物轻资料的处理方法，表明相关部门整体管理水平下降。”
这样处理资料不仅不妥，还会存在很大隐患。当这些照片在市场上可以随意买卖时，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据为己有。如果有人拿着这些图片用于出书、展览，甚至用于广告，声称这是自己的作品时，不知道图片的作者会有何感想，著作人享有的权利又如何保障？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秘书长彭援军说:“国家馆过剩的资料可以转给地方图书馆或与藏品相关的地方纪念馆(室)使用，也可以与民间收藏组织取得联系，10年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曾联系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将留存后仍多余的各地报纸年度合订本转交给协会，并促成了报国寺中国报刊馆的建立。”RJ188
图一:明代铜胎掐丝珐琅鱼莲纹高足杯照片。
秦杰摄
图二:革博与钱币学专家邱思达往来信函。李洋摄RJ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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