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两院”报告涉险过关
一个小小的电子表决器,使浙江台州“两院”工作报告“差点”没通过。
3月17日上午,台州市人大三届三次会议闭幕,闭幕式前表决台州市“两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经历了前5天会议的456名代表,疲态尽露,一代表回忆,会场异常安静,“谁也没想到,平静中正暗潮涌动”。
“230票赞成,226票反对、弃权,两院得票率为50.43%,仅比法定半数多一票,涉险过关”,这位代表回忆。
结果一出,欢呼雀跃者有之,低头沉思者亦有之。而台州市“两院”负责人和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则选择沉默。
“我们不再是举手机器,第一次投了代表自己真实意思的票。”一名投下反对票的当地市人大代表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切,只源于一个小小的技术改革——2007年3月,台州市人大首次使用了无线电子表决器,“举手表决”从此成为历史。
投票
3月17日,“报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无线电子表决器。放在一个大箱子里,都是随机挑的。”台州市人大代表张善松回忆说。
机身上设置了三个按键:绿色代表赞成,红色代表反对,黄色代表弃权。代表们只需按下按钮,表决结果马上就能显示在大屏幕上。
“大家都很新鲜,相互打听怎么使用。”列席会议的省人大代表狄绍增回忆说,在当时,他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我们这样投,会不会被人知道?”
“不会知道的。”
当天上午8点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宣布会议开始。议程第一项是增选两名市人大常委,9点半多一点,大会宣布两名常委高票当选。10分钟后,会议表决台州两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这两天,代表们已经就这两份工作报告做过多次分组讨论,气氛很热烈。
10点10分多,代表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坐下几分钟,我们就发现味道不对,”有代表回忆说,“一开始,法院的得票率就很低。两分钟后,最终的结果显示,456票中,只有230票赞成。”
“当时台上就有人脸色不好看了。” 在宣布结果后不久,一名代表注意到了现场的变化,台下的代表们开始窃窃私语。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一名投反对票的代表说,在按反对键时,他对自己的这一张反对票并不抱希望,因为以往举手表决时,“大家都是同意的”。
代表们承认,当发现电子表决器的功用后,他们开始正视自己的“能量”。接下来表决检察院工作报告,有代表事前觉得,检察院的报告会容易通过,而表决持续了7分多钟,票数一直停留在210多票,未过法定半数。
浙江省、台州市两级人大代表狄绍增回忆,主持会议的领导通过麦克风催大家投票,“没有按键的代表请按键!”坐在台上的63名主席团成员开始交流意见,主席台下,代表们交头接耳。
紧张的气氛凝滞了1分钟,大屏幕上赞成一栏的票数,只略有增加,仍未能达到半数(230票)。
主持会议的领导延长了宣布结果的时间,第二次催促犹豫不决的代表们,“没有按键的代表请按键!”
“最后的几票是最后两分钟增加的,”一名人大代表回忆。
差点没通过
对两院工作不满的迹象实际上早已凸显。有代表回忆,3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的分组讨论会上,椒江、玉环、黄岩等多个小组就出现公开质疑两院报告的声音。
“在表决前一天,有人大代表公开在开元大酒店骂法院,”有代表回忆。但代表们的情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以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意见。但在最后举手时,仍然全票通过,我觉得,今年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代表们分析,这次两院报告能过关,也有部分偶然因素。
主持会议的领导德高望重,在代表中享有极高声望,“大家不想让他为难,要是换成别人,结局就很难说了。”
另外,两院报告能通过,还托了增选常委的“福”,平时会议一般都有五六十人缺席,但那天选常委,缺席人数只有三十多,“缺席的人再少5个,我估计两院报告就很难通过,”有代表回忆。
“还有,幸好当时没人鼓掌‘捣乱’,要是有人在底下鼓掌,大家一起哄,估计肯定通不过。”狄绍增说。
对这样的结果,不少代表表示恰到好处,正好可以鞭策两院整改,“这有点像紧箍咒。他们知道,2007年他们再不整改,下一年肯定通不过。”
电子表决器的威力
电子表决器的首次启用,和台州市人大代表甘连法有关。
2006年2月,甘与34名代表联名提出《要求市人代会召开时的举手表决程序通过改为电子表决器程序通过》的议案,议案最终获得通过。
甘连法此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从‘举举手’到‘按按钮’,这可不是一个单纯的动作转变,民主进步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后盾,代表们就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了。”
事实亦是如此,以前的举手表决,则平静许多。
“都是弃权,不好举手反对。”来自温岭的人大代表张善松说,他有时对司法机关的做法不满,但从未举手反对,张自嘲说,“举举拳头,吃吃馒头,回到家里,没有花头。”
一个事实是,2005年的市人大会议上,只有来自玉环的4名代表对法院工作报告举手反对,而2006年,只剩甘连法一人反对。更早以前的表决,几乎没有反对,代表们经常会听到主持人说:“有没有人赞成?有没有人反对?有没有人弃权?好,放下,鼓掌通过。”
按惯例,政府负责人和“两院”主要领导出席会议时,都会获邀就座主席台。
“他们在台上,总感觉他们在监督我们。”来自玉环狄绍增说,代表们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碍于面子,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最终使表决流于形式。
狄绍增说,如果是固定的电子表决器,自己也有担忧,“我参加省人代会时,拿卡一刷,电脑就知道你报到了。我想如果我投反对票,可能被查到,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此次,台州市人大采用随机抽取表决器、无线表决的方式,消除了代表顾虑。(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吕明合)
电子表决推进民主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说。
目前,中国各级人大表决议题一般采取举手、无记名投票和电子表决等方式。但实际上,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法律已有涉及。
1979年通过的现行选举法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1989年通过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更详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或者决定任命,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大会全体会议选举或者表决任命案的时候,要“设秘密写票处”;选举或者表决结果,应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候选人的得票数“应当公布”。
人大制度研究专家田必耀则在《表决演进见证民主》一文中,回顾了人大50年中,表决演进的过程。
在文革前,人大开会曾先后采用过鼓掌、举手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而“文革”期间,举手和无记名投票也不再应用,而代之以鼓掌通过。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人代会上开始出现反对票,告别了鼓掌“一致”通过的历史。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出现11票反对,61票弃权;1989年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电子表决方式由此发端。三峡工程等重大事项一般采取电子表决。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高检报告时,反对票加弃权票更高达1099票,占40.4%。
此后,广东、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区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中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遭否决,一定程度上有赖电子表决器之功。
2004年起,武汉市人大开会使用电子表决,告别举手表决;当年3月24日,广州市人大又开先河,采用无线电子表决器。
同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从下届人大开始,全国自上而下应一律使用表决器的形式进行表决”。
“对那些担心自己的投票态度会被记录在案的代表来说,无记名电子表决方式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锦光评价此举说。
但也许,真正普及无记名电子表决的方式,仍过于乐观。一名台州市人大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2007年2月11日的《xx日报》。
报纸头版头条主标题是,“市××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标题右下侧配了张“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的彩色图片。
图片上,一个个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举起了右手。(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吕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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