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踪10年的“丁天龙”

　　寻找失踪10年的“丁天龙”

　　在下面的这篇文章中，将先后出现四个人的名字，他们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生活的年代也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缘故，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丁龙：�烡ean Lung或Dean Ding�牔�18岁来到美国的中国劳工，后来成为大亨卡朋蒂埃的管家。

捐出终生积蓄，倡议创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有关他的最后记载停在1906年。

　　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烪orace W． Carpentier�牐焊缏妆妊谴笱Хㄑг罕弦瞪�。脾气暴躁，终生未婚的大亨。著名慈善家和教育赞助人，哥伦比亚大学重要捐助人。绰号“将军”。��

　　保罗•安德尔（Paul Auderer）：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副校长，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倡议将东亚系肯特楼更名为丁龙楼（Dean Lung）��

　　米亚•安德尔（Mia Auderer）：保罗的夫人，美籍日裔，第三代日本移民，二战期间，米亚的父亲作为敌侨被抓进隔离营。早年学法语，从未接触过历史钩沉。从寻找丁龙开始，成为职业“考古”学家。��

　　感化粗暴大亨

　　大亨卡朋蒂埃原来的姓叫Carpenter（木匠），后来自作主张改成了带有法国味道的“卡朋蒂埃” （Carpentier）。卡朋蒂埃的厚颜无耻，从下面的事例中可见一斑：他曾经竞选奥克兰市长，最后得到的选票竟然比该市的人口总数还多。

　　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1824年7月7日生于纽约北部的一个小镇，185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绩优异，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皮匠的儿子从来不循规蹈矩，1849年加州发现的金矿引发了淘金热，卡朋蒂埃立刻前往加州，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

　　他先是在旧金山开业当律师，后来创办加州银行，并成为总裁。卡朋蒂埃在一片处女地上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取名奥克兰，并自任市长。

　　卡朋蒂埃把土地交给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因此拥有了这家公司的大量股票，后来他又兼任加州电报公司和欧弗兰电报公司的总裁，建立起第一条从西海岸通到犹他州的电报线路，连接了美国东西岸。同时他也是数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在敛财过程中，卡朋蒂埃出了名的狡猾跟不择手段，他自任奥克兰市长期间，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圈地，每每直接把地圈起来，然后对外宣称：那片土地是我的！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卡朋蒂埃霸占奥克兰的水域，所有经过的人都要交买路钱。奥克兰有一条爱丽斯大街，就是以他的姐妹的名字命名的，这也是当地惟一一条不用总统和著名政治人物命名的大街。

　　卡朋蒂埃很喜欢自称为“将军”，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一种说法是他的中国仆人叫他将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些叛乱，没有人去镇压，只有他出场。也有人说因为他是加州民兵自卫队的成员。

　　1870年代，卡朋蒂埃的随从中增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劳工，他就是丁龙。勤勉的丁龙后来成为卡朋蒂埃的管家。1889年卡朋蒂埃赚够了银子之后，离开加州返回东部，丁龙追随卡朋蒂埃一起来到纽约。卡朋蒂埃在纽约东37街108号安了家，并经常在夏天去高尔威度假。

　　根据高尔威历史协会收集到的材料，丁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对邻居和周围的孩子很友善。他常常到火车站去接客人，途中在村里的商店逗留，买些牡蛎和蛤蛎。

　　卡朋蒂埃的脾气很坏。有一次，卡朋蒂埃酒疯发作，不仅把所有的仆人都打跑了，还对丁龙大发雷霆，并且当场解雇了他。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的卡朋蒂埃十分懊丧，他意识到自己在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不会有人给他做饭了。但意外的是，卡朋蒂埃看到丁龙不仅没走，还像往常一样端着盘子给他送早餐。

　　卡朋蒂埃向丁龙道歉，并保证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他问丁龙为什么不走？丁龙回答说：“虽然你确实脾气很坏，但我认为你毕竟是个好人。另外，根据孔子的教诲，我也不能突然离开你。孔子说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

　　忠实的丁龙多年来一直留在卡朋蒂埃身边。

　　丁龙1857年生于中国广东，18岁来到美国。1890年，丁龙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统计报告中，当时是作为卡朋蒂埃曼哈顿住所中的一员，被称为“华人帮佣”�烠hinese help�牐�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经是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companion）了，地位明显提高。

　　有一次，卡朋蒂埃问丁龙，对于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么回报。丁龙的回答出人意料：希望在美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

　　捐建哥大东亚系

　　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丁龙也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对于丁龙来说，这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积蓄，也是他的大部分财产了——按照美国当时的黄金官价，1美元可兑1．37克黄金。

　　卡朋蒂埃还不忘高度赞扬丁龙的人品“他本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家、为家人提供教育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任何值得或适合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在此定居的权利，并被当地的居民动用特权而驱逐——这个特权，是如此不值钱，常常在对付蜂拥而入的流浪者、来自南欧和西亚的杀人犯，以及非洲的难民时使用。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

　　当塞斯•洛校长对于以中国仆佣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教席而犹豫的时候，卡朋蒂埃的回信直截了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由于丁龙的关系，卡朋蒂埃多次到中国做生意，获利颇丰。

　　1918年2月3日的《锡拉丘兹先驱报》的报道中写到“卡朋蒂埃将军在中国呆了多年，回来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赠送了礼物。据说他在中国期间，做了多种生意，由此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怀着对中国的深深敬仰，并热衷于谴责高加索人的缺点，赞美东方人的优点。”

　　“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卡朋蒂埃将军带了一个中国的男仆，并让他待在船上的一个头等舱包房里，这一举动引起了乘客的强烈抗议，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换房。”

　　1901年8月23日的诺斯•亚当斯抄本（North Adams）中有具体的描述：“在他（卡朋蒂埃）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次旅程中，他带着一个中国仆从，并对这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他们两个一起定下一个高级包间，以至于一些乘客提出抗议，要求这个中国人换到仆人们落脚的下等单元。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的仆人离开。他告诉其他乘客，他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而这位蒙古族的中国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于是抗议平息下去了。此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看待将军的仆人。”

　　卡朋蒂埃在1901年7月20日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书信中，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也不是残酷和落后的中国的辩护者。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艰难。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去更多了解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大约7亿人们的时候了。在我们模糊的概念中，他们似乎只是抽食鸦片、留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的野蛮的族群或崇拜魔鬼的未开化的人。”

　　在丁龙和卡朋蒂埃的共同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就此开始起步，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汉学系之一。

　　清政府听到丁龙倡议建立汉学系和捐赠的消息之后，慈禧太后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助。

　　卡朋蒂埃终身未婚，1918年去世。他不断回馈母校，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都是受惠者。卡朋蒂埃不断追加对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经费，几乎是有求必应，他追加的款项最后达到27．5万美元。

　　在墓地的寻找

　　哥大副校长保罗的夫人米亚个性爽朗，早年专攻法国语言文学，此前从未做过任何跟历史有关的工作，在协助保罗的工作中，他发现了丁龙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她着迷，甚至走火入魔。

　　“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丁龙对哥伦比亚大学很重要，虽然在研究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个人的事迹挖出来，让世人知道他的贡献，尤其为了所有的亚洲人民，因为他们当初来到这里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受很多磨难。即便是这样，最后还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

　　2005年秋天，米亚开始全力以赴挖掘整理丁龙的身世，一直到2006年2月，她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大量地阅读旧报纸，翻拍照片；驱车去到卡朋蒂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线索，但是，能够得到证实的丁龙的生平事实少得可怜。

　　记载丁龙最后行踪的资料显示时间是1906年12月27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墨瑞（Nicholas Murray）在当天写给卡朋蒂埃的信中提到了丁龙的名字：

　　“感谢你及时通知我们丁龙和马•吉姆（Mah Jim）目前在中国，你能够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以便我们把学校里的通知、公告直接寄给他们，还是直到他们回美国之前，暂时把他们从我们的通讯录上去掉？”

　　除了1906年12月27日的这封信，再没有找到任何提到丁龙名字的信函。丁龙也没有出现在1910年的美国统计报告中，而马•吉姆被提到，他是卡朋蒂埃另一位华人仆佣，也曾经向哥大捐献了1000美元。

　　米亚猜测丁龙不是在1906到1910年这段时间内去世，就是他回了中国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丁龙并没有被列为卡朋蒂埃的遗嘱受益人，虽然马吉姆和其他的仆人都列在遗嘱上面，这也许可以说明丁龙早于卡朋蒂埃而死。从卡朋蒂埃对丁龙的敬重来看，如果丁龙还活着的话，卡朋蒂埃一定会留给他一笔遗赠。能支持这一看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布朗森•泰勒（Bronson Taylor）的书《高尔威掌故和图片》，该作者一生都居住在高尔威，有机会同卡朋蒂埃交谈。书中明确地指出：“丁龙被安葬在当地卡朋蒂埃家族的墓地中。”

　　卡朋蒂埃在夏天度假的高尔威有两处住宅，一幢房子在城里，还有一栋别墅在郊外的一个农庄上。从城里到乡间别墅的道路本来是一条沼泽小道，卡朋蒂埃花钱翻修之后，这条路被命名为“丁龙路”。在翻阅该市史料和地图，对交通部和多位史学家的咨询之后，米亚还是未能确定这条路修建和命名的确切日期。

　　米亚一开始寄希望从这条路的命名时间找到丁龙的去世时间，因为在美国，道路总是用已故的人来命名。

　　根据高尔威当地史学家菲莉斯·凯勒（Phyllis Keeler）女士的说法，这幢房子毁于火灾。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朋蒂埃档案中提到，这场火灾发生于1908年9月8日之前。在布朗森·泰勒的《高尔威的掌故和图片》中，作者提到有人威吓卡朋蒂埃，他很害怕，甚至想给一个亲戚10万美金，搬过去和这位亲戚一起住，但是这个亲戚担心自己也会成为靶子，拒绝了他。

　　米亚联想到，丁龙可能死于这场可能是人为纵火的火灾，然后这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然而高尔威的历史研究者并没有听说那场火灾造成的任何人员伤亡，也不能确定是人为纵火。

　　即使按照惯例只有在人死后才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道路，然而不按常理出牌的卡朋蒂埃已经在丁龙生前就命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他很有可能在命名道路的时候再次打破传统，所以，以丁龙的名字命名道路，并不意味着丁龙已经不在人世。

　　在研究了高尔威和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相关记录之后（卡朋特家族的公墓位于普罗维登斯，丁龙有可能葬在那里），当地的史学家告诉米亚，没有任何丁龙去世或安葬的信息。

　　能够查到纽约州发出的死亡证明的国家档案馆东北分部主管南希·谢德告诉米亚，纽约州的所有城市都没有发出过丁龙的死亡证明。

　　2006年3月16日，天气非常寒冷，保罗和米亚一起开车去了高尔威。他们在靠近卡朋蒂埃农庄的萨拉托加（Saratoga）公墓的一个入口处发现了一小块墓碑，上面刻着首字母DL。但是，当地的史学家告诉米亚其实是首字母颠倒了，应该是LD。保罗和米亚又在林子里找了一遍，并未发现其他类似的墓碑。

　　保罗和米亚同历史学家菲莉斯·基勒见了面，她怀疑布朗森·泰勒的说法，她把死亡记录的缺失归因于丁龙到中国去了。

　　菲莉斯·基勒把保罗和米亚带到卡朋蒂埃家族的墓地，墓地用篱笆围着，卡朋蒂埃家族成员从18世纪起都葬在这里。大部分墓碑都是方尖塔形状，打磨得很光滑，包括卡朋蒂埃的一个黑人仆从罗伯特·巴蒂斯特（Robert Baptist）的，刻着墓志铭“生于弗吉尼亚，忠实而且真诚”。即便最古老的墓碑也都切割成对称的形状。

　　只有一块例外，这块墓碑立在卡朋蒂埃的墓碑右前方，没有雕饰，上面布满了尘土和苔藓，很久没人触碰。仔细一看，能够看见上面刻着“卡朋蒂埃”和“1824－1918”的字样，其他字迹都被青苔覆盖，非常模糊。这是否就是丁龙的安葬之处，因为他们在生前的密切关系，所以才和卡朋蒂埃如此靠近？但是保罗和米亚困惑的是，这块墓碑上面没有刻上死者的名字。

　　米亚打通了生活在当地、现年91岁的玛丽·派克（Mary Packer）的电话，玛丽·派克的丈夫生于1895年，在1970年代去世，和卡朋蒂埃生活的时代有一些交叉。在电话中，玛丽·派克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告诉米亚，她和丈夫一辈子都生活在普罗维登斯，泰勒是她的邻居。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过卡朋蒂埃的葬礼，她后来同卡朋蒂埃的侄女保持了长时间的通信。她知道丁龙曾经向哥伦比亚大学作过捐赠。

　　米亚问她丁龙是否被安葬在卡朋蒂埃家族墓地，玛丽·派克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当他觉得自己赚了足够多的钱，就回到了中国，在那里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迷失在1905

　　根据仅有的资料，丁龙于1905年6月27日离开纽约，次年回到中国，此后的生平线索到此彻底中断。

　　如果作为拼图游戏，米亚已经拼出了其中大部分，最后剩下的几块拼板，米亚相信在中国能够找到，从而勾画丁龙完整又精彩的人生轨迹。

　　丁龙很可能一回到中国就死了，但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丁龙很有可能和卡朋蒂埃一样长寿，甚至一直活到20世纪40或50年代。

　　另外，在卡朋蒂埃遗嘱的第八条中提到，卡朋蒂埃曾捐赠25000美元给广东教会大学医学院，该大学成立于1884年，后来成为岭南大学。很可能卡朋蒂埃到中国时在丁龙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该校会有相关的记录，其中可能提到丁龙的名字。米亚认为，查找岭南大学的档案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米亚还试图从越洋客轮的航行记录和乘客名单中寻找，不管是和卡朋蒂埃，还是和马·吉姆一起到中国去。如果能够找到他去中国乘坐的船，那就能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找到丁龙到达的记录和他的中文名字。

　　从1894年10月的《纽约时报》的旅客名单中，米亚找到了卡朋蒂埃跟丁龙坐船返回纽约的记录，起点是英国的南安普顿。

　　接下来，米亚还要去找寻丁龙和马·吉姆搭载去中国的客轮，时间可能在1905年或1906年。在国家档案馆圣布鲁诺（San Bruno）分馆，米亚幸运地找到丁龙的移民文书。由于美国的排外政策，所有离境并想要返回美国的华人必须申请一张许可证允许他们返回，为了申请他们必须提供财务偿还能力的证明，申明他们并非手工业者，否则无法再次入境美国。丁龙的这份文件现在保存在纽约国家档案办公室。

　　根据文件中记录的丁龙两次去中国的出行日期，一次是1894年12月3日前后赴中国，回美国的时间是在1899年7月21日前后；一次是1905年6月27日离开纽约，这两次旅行他在纽约州的马隆（Malone）向一个“华人检查员”递交了有关的证明。这也是丁龙在美国行踪最后的文字记录。马隆是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城市，离圣劳伦斯河和蒙特利尔很近。1894年，丁龙同样在蒙特利尔做了誓词，似乎能够说明他的路线是从圣劳伦斯河开始的。《曼尼托巴自由日报》��1887－1891�犐�称温哥华－香港这条线路比旧金山－香港在行程上缩短了600英里，时间上能提前两天到达。丁龙在1894年和1905年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比较合理。

　　米亚遍寻温哥华城市档案馆、温哥华海事博物馆、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网站，都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找不到丁龙从温哥华离境乘坐的轮船号和确切的日期，但米亚在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丁龙的相关资料后，非常肯定地认为丁龙离开纽约州是在1894年12月3日前后，和1905年6月27日前后。

　　1906年8月22日《曼尼托巴自由晨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当时到中国的最新途径，从魁北克到温哥华需要4天半，从温哥华到香港需要19天（已经比先前快了两天）。据此大致可以缩小丁龙到中国的时间范围。米亚认为如果在中国找到丁龙入境的记录——如果这份记录还存在的话——就能够找到丁龙在中国入境时留下的名字，以及最终目的地。

　　丁龙，田龙，还是丁天龙？

　　找到最后几块拼图的关键就是丁龙的中文名到底叫什么，这对于他在中国的行踪至关重要。米亚希望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帮助，卡朋蒂埃把37大街那幢房子里的所有物品都留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女校，一定有很多书籍，可能其中一两本是丁龙的中文书，也许丁龙会把他的中文名字签在扉页上。

　　住在高尔威的埃伦·莫兰（Ellan Moran）为米亚查到了高尔威每十年出一次的统计报告（出在末尾逢5的年份），根据1905年的报告，卡朋蒂埃的家庭成员名单包括卡朋蒂埃��80岁�牐�卡罗琳·克洛克��50岁�牶虳ean Ding��46岁�牎Ｕ馐敲籽堑谝淮慰醇�不同于丁龙的称呼，说明Dean是他的名字，而Ding是他的姓氏。

　　埃伦·莫兰在邮件中告诉米亚：卡朋蒂埃高尔威旧居的新主人在重新装修的时候，发现了以下物品：一盏中国的灯笼，一副看上去很中国化的眼镜，一张1908年10月号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扉页；一个旧表，被新主人的女儿以800美金卖给了珠宝商。

　　卡朋蒂埃位于纽约东37大街108号的故居后来卖给了石油大亨J·P·摩根，这幢房子仍然在原地，目前被用作办公楼。

　　后来，米亚不断获得关于Dean Lung中文姓名的新线索，其中就有对Dean Lung译音的质疑。在可以查找得到一些文章中，Dean Lung根据译音被翻译为“丁龙”，这也是目前最为常见的译法。米亚经过调查发现，Dean可能并不是汉语中的姓氏“丁”，而有可能是“田”。后来，经过专家指点，她又发现，Dean可能并不是姓，而是名字。在一份名为Memoirs of H． A． Giles的资料上，Dean Lung后面所附的汉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天 ”，这就推翻了Dean Lung是姓＋名的说法，而是一个常见的中国人的双名。米亚据此大胆推测，1905年的高尔威统计报告中Dean Ding的Ding应该是Dean Lung的姓氏，Dean Lung的中文名字很可能就是“丁天龙”。（感谢刘禾教授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沈亦文、钟雨柔、邓丽江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