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与“救中国”

　　娱乐与“救中国”

　　刘芳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电视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选秀活动，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不要让孩子的梦想都变成明星梦，娱乐救不了中国，单纯娱乐的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认为孩子们看了电视选秀就会生出明星梦，这是典型的“直接效果论”。

　　其实，对传媒的效果加以谴责，不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病症。总的说来，一旦某种媒体（或媒介）的社会发展引人注目，针对它的谴责就会登峰造极。

　　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动画等面向年轻受众的媒介飞速发展，被与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挂上钩。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美国动画片作者甚至因为节目内容而受到议会的质询。六十年代以后，电视取代电影，在承载和传播暴力的无良传媒中名列榜首。如今，对青少年健康、文明或暴力的关注，又让谴责媒介的人把目标锁定为电子游戏、互联网和选秀节目。

　　事实上，传播学领域早就扬弃了“直接效果”，走向了有限效果、内容分析、文化研究和公共空间等理论。毕竟，选秀节目传递的信息很难以“明星梦”一言以蔽之，而且小孩子又不是巴甫洛夫的狗，不会一见到李宇春李玉刚就分泌唾液。

　　传播学目前依然无法证实传播内容与观众态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一些学者得出了二者间的关联，同时也特别强调卷入其中的其他复杂因素，如社会价值观、家庭背景等。

　　批评者往往一腔赤诚，而且内心焦虑，从教育部发言人使用的“救中国”、“中国的希望”的表述就可以看出来。上世纪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就是本着道德危机的忧患意识，“揭批”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在他看来，大众要么被煽动，盲目反应，歇斯底里；要么痴迷不醒，空留学者在无奈中哀叹怜悯。悲观学者将大众贬低至此，就算传媒不搞娱乐，大众也是彻底没得救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新的判断：选秀活动未必会让每个孩子都想当明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应该怎样全面看待选秀等娱乐节目和救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真人秀节目，经常被批判为暴露狂和窥视癖合谋生产的电视垃圾，没有品味，不真实，极端商业性，参与者都是漫画式的类型化人物……但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选秀节目已经普及全球，而且不限于娱乐领域，也进入了政治范畴。一些从政者也把私密话语甚至忏悔搬上舞台，他们精心计算怎样曝光最适度，和舆论玩起了火中取栗的游戏。

　　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不在今年大选中竞选连任，被媒体评论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终结就包含了法国政坛若干禁忌的终结：政治家应该是国家和权威的形象代言，所以媒体从未向公众展示过希拉克脖颈以下的身体部位，他的绯闻也只是传闻而已。如今，法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纷纷耍弄起娱乐业的伎俩，罗亚尔曾经泳装登上杂志封面，萨尔科齐则自暴老婆出轨之后自己如何愤而与女记者鬼混。

　　为什么选秀节目受观众欢迎，政客也乐于借鉴类似选秀的行为模式？因为选秀活动的传播本质是突出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在这一点上与社会的主导期望相符合；它道出了以关系为主的电视的真谛，选择随时都在发生；它注重普通人的经验，让大家直接观察、共同参与，颠覆了传统权威手中的权力。

　　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选秀活动有进步意义，有利用价值。传播的任务不是“维护好圣洁、崇高的场所，提供好净化灵魂的环境”，而是提供秀的舞台，制造一个充满矛盾、充分协商的公共空间，让公众共同参与，寻找最好的选择。哪怕只在娱乐领域，这样的贡献也可以推动社会前进。

　　当然，如果只在娱乐领域选秀，对选秀这一进步形式的利用确实过于狭隘了。教育部发言人号召全民广泛动员，捧红一批中国的科技之星、发明之星，美国正在制作的 “美国发明家”选秀节目就是这个意思。这档节目的制作人就是“美国偶像”选秀节目的制片人，而且他们没有因为制作了“美国发明家”就停办“美国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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