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教授谈“于丹现象”

　　许多人蓦然发现，“东倒”“西歪”原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原来还蕴藏着如此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从中甚至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挣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与方法

　　“我们要先把大众领进门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教授谈“于丹现象”

　　由央视《百家讲坛》走出并迅速蹿红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一方面她的讲座得到大众热烈欢迎，书也成为极度走俏的畅销书；而另一方面，于丹遭到了来自清华、北大等校的10名博士的联合抵制，在网络论坛上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认为于丹“极度无知”，要其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观众道歉。

　　记者：您认为人们为什么给予了于丹现象那么热切的关注？

　　刘跃进：很长一段时期内，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太少了，特别是以科学的姿态去关注传统文化的太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积弊太深，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消极的、甚至消解的态度，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20世纪前期有所谓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主义，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所谓“苏联模式”，或“东倒”，或“西歪”，到头来却发现，舶来的价值观虽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不经消化吸收的借鉴，终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大众常常会面对一些迷茫和困惑，很多情况下，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答案。当经济或者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之后，精神需求就迅速地膨胀。特别是当一些精神困惑得不到答案、一些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而当于丹的《论语》讲座以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将她的“《论语》心得”传达出来的时候，许多人才蓦然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原来还蕴藏着如此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从中甚至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挣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与方法。

　　记者：有网络文章声称，于丹是“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您对此作何评论？

　　刘跃进：当一种文化逐渐脱离大众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受到挑战。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很多艺术种类在面临着灭顶之灾。虽然我们在尽力保护，但是如果这种保护脱离了大众的参与，效果怎样，都还是一个问号。

　　这个社会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学术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批人出来深入浅出地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在普及与提高之间，其意义很难说谁高谁低、孰轻孰重，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做。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种讲座唤醒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至少，给大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至少，会让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过头来或侧过脸来，看看这些学术圈内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事业，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空间，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的学者在争来争去，而老百姓却对它视而不见，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

　　记者：大众通过类似“《论语》心得”之类的传统文化普及活动，能否获得对传统经典真正的领悟？换句话说，他们是仅停留在浅层次理解，还是会形成自己的“《论语》心得”，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和皈依？

　　刘跃进：我觉得这种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普及知识、普及文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这个群体，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生活态度，甚至是人生观。

　　当大众进入到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之后，就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也会渐渐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新渴求。所以，如果刚开始这是一种普及的话，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种提高。知识接受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人都是如此。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而提高自身素养之后，他们就会在比较当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别力，谁是谁非，谁高谁低，由他们自己去判断。

　　记者：当以学术讲座的形式去进行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时候，您认为对于普及者而言，关键要处理好什么问题？不少的批评者提出，于丹讲座中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刘跃进：还是那个普及与提高的传统问题。普及者到底是要先普及还是先提高，这里有个辩证的关系。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一般地认为是普及者自己要先提高。因为，一个真正的传道授业者，你要给听众一桶水的时候，你需要有十桶水的准备。康德在《逻辑学讲义》中曾经谈到，一个真正的普及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充分的知识准备，只有这样，你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意义、也才会更有实效。

　　特别是以学术讲座的形式去进行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时候，对于普及者自身的要求尤为迫切。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理念，有很多行之有效的途径，比如说电影、电视、相声等等诸多途径都可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但是我们这种作为学术讲座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其他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相声，它的出发点也依然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有时候，也会通过讲一些历史的典故来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是相声更强调雅俗共赏，有时甚至可以用一些更加世俗化的语言。而学术讲座不然，它更加高雅，更加严肃，因而难度也更高。既然是以学术讲座的形式出现，就必然要求符合学术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所以，同是普及与提高，由于载体的不同，要求也就自然不同。

　　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造诣很专精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当前的这种普及化的学术讲座，也很有可能存在错误。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只要不乱说、不离谱，大体都还可以接受，因为其意义不在于讲得多么高深，而在于去做这种普及性工作。（实习记者　高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