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在南开大学视察农药车间时听取杨石先的汇报
(一)
杨石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化学家。曾用名杨绍曾，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祖籍安徽怀宁。
杨石先6岁时，离开杭州，到了济南。11岁时又随家迁津，考人了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3岁时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及初级的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两科，各修业四年，方法是提倡自学自习。
杨石先学习很刻苦，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经常咳嗽，一患感冒就很不容易治好，体质渐渐地虚弱下来。这件事引起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关注，他发觉学生们的体质存在着问题。为此，他采取了强制体育锻炼的办法。杨石先长久以来养成了不好动的习惯，一次周校长到操场巡视时，发现他躲在僻静处看书，便质问他：“你为什么违反校规？”他紧张得无言以对。周校长转而关切地说：“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又问：“你将来想干什么？”杨石先说：“当个科学家，用科学技术救国。”校长微微一笑：“你的志向虽然很好，但恐怕难以实现。”“为什么？”“因为你不爱运动，身体得不到锻炼。像你这体格，将来如何耐得劳瘁，学成也无法任事，谈何救国！”
周校长的告诫给了杨石先很大的震动，从此便强制自己参加体育锻炼。起初不过勉为其难，慢慢地领略到它的益处，后来竟至乐而不倦了。爬山是他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国内名山爬过很多。
杨石先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经过八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在清华的学业。1918年夏，他告别了祖国赴美留学。
(二)
杨石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最负盛名的农科学习。后来，杨石先决定改修化学。因为他看到，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
他身在异邦，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越发使他刻苦学习。他经常是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课堂、图书馆或实验室，将近午夜才离去。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3年，当他只差一年读完博士学位时，由于家境变迁，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用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已受聘于南开大学，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及殷墟考古学专家。李问：“有没有接洽任何机构？”杨告诉他：“已有人推荐去浙江大学。”李介绍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他那里正缺化学教授。”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待遇虽微薄，而受政府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道路的起步之地。
在南开，杨石先和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担负着全校化学课的教学工作，深得校方信任和学生爱戴。1929年，他得到学校资助，再次赴美深造。他在耶鲁大学任研究员，进行杂环化合物合成的研究工作，因成绩出色被推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学会”荣誉会员。1931年，他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取道欧洲，访问了许多著名学府。在德国，他谢绝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朗教授的挽留，回到祖国，继续在南开大学执教。
如何使南开化学系成为国内学术优良的系科之一呢？他认为：如果各学科平行发展就无法和一些著名大学相比，南开化学系应搞出自己的特点来，争取在几年时间里使之为人刮目相看。他经过缜密地分析、比较，提出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并得到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支持。其后，他们陆续从国内外聘请了多位专长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这就为南开化学系后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化学是实验的科学。杨石先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而且很早就注意到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只在读书方面下功夫而忽视实验能力的训练是不行的，因为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真正的知识是从实验中获得的。为此，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不断完善实验设备，并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三)
1937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在南京筹组长沙临时大学。他与南开经济研究所方显庭教授闻讯辗转南下至长沙，投入联大筹组工作。后来，三校迁滇，更名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当时，因为张伯苓常驻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所以杨石先和黄钰生便共同代理南开大学在西南联大的事务。在学者荟萃的西南联大，他之所以为人推重，既是由于他的学识，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思想品格和作风。他办事公道，以身作则。当时理学院在昆明城北门外，工学院在西南迤西会馆，两院间没有交通工具，许多教授不愿去工学院上课，杨石先推甘就苦，亲自去上课，大家见系主任带了头，谁也不再推诿了。
杨石先器重人才，对每一个好学的学生都非常爱惜，总是以极大的热情为他们指导求知的门径。化学家蒋明谦教授谈过这样一段经历：1941年他考取公费留美生后，曾分别给三位导师写信，但只得到杨先生的回信，而且是十多页的长信。信中对如何选择学校、导师、课程乃至行装、旅程、礼节等都给予详尽的指导。
杨石先不仅关心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业务和品德上的成长，也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对那些经济拮据的青年，经常给予热诚的帮助。无机化学家申泮文一度就是靠着他的资助才渡过了停学的危机。一个夜晚，申泮文找到杨石先家里：“杨先生，我家不是沦陷区，没有我的助学金，可是家里又没钱供给我。我念不下去了。”杨石先沉思了一下问：“你每月需要多少钱？”“每月有十元就够了。”于是杨石先提笔给他开了张便条，告诉他：“每月到南开办事处从我的月薪里支取吧！”然而，在当时物价飞涨的艰难岁月里，他自己不得不靠典卖衣物补贴家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石先赴美考察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从事一种中国植物抗疟要素的化学性能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被推选为美国“化学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当他准备回国之际，该校化学系主任兼研究院院长挽留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华北就要成为战场。您可以把家眷接来，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我们非常需要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杨石先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国家更需要人，我要把我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踏上了归途。1
(四)
解放后，杨石先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1957年任校长职务。1954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他。交谈不拘形式，他们从南开今昔谈起，犹如故友重逢。后来，杨石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妥善地处理科研及行政工作的关系。1960年3月21日，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服从真理，却不盲从谬误。他是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从事学校领导工作的。解放初期，各大学外语课均以俄语取代英语。他当时就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将来必定会由于语种的褊狭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同时，对于一个时期里，高等教育忽视质量，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非常赞赏老南开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坚持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好传统。为了继承这个传统，纠正当时忽视教学质量的倾向，他积极支持制订了《南开学则》。
杨石先一向坚持认为高等学校应担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他经常强调，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他说：“南开大学很早就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在解放前尽管它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却有一个经济研究所，一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开国内大学从事科研之先河。”
同时，他遵循周总理的指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方面。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植物性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于是他首先在我国倡导并实践有机农药化学研究的方向，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1956年，他从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的变化这个特点出发，又着手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1956年，他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为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他受周总理的委托，毅然放弃了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接受了农药研制的光荣任务。1958年，毛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他和师生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62年，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后，他又一次受周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继有机磷化学研究后，又开展了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杨石先以他渊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化学和园艺学等方面的学识，带领着科研人员，经过数以百计的实验，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四种农药，并且获得了国家科研奖。
解放后的十七年里，杨石先对党的教育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在教学和科研水平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而成为我国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之一。
(五)
“文革”初期，当罪恶的矛头危及杨石先的时候，周总理立即指示说：“南开大学杨石先等同志是搞科学研究的，要关心、保护他们。”根据总理的指示，校长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东西要保管，他说：“请把我长期积累的几万张科研卡片保存好。”在那场浩劫中，尽管搞科研已成为一种罪名，但他仍以研究工作为念。
杨石先性格内向、含蓄，他平时言语不多，才情不外露，喜怒不溢于言表。当被赶到集体宿舍坚持“三同”时，被送往农村接受“改造”时，他无不默默地承受。但是，当闻讯农药中试车间要被毁掉时，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指责这种犯罪行为。当有人说：“学校不是科学院，要研究所干什么？”杨石先针锋相对地予以严词斥责：“世界上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学校搞起来的。元素所不是我杨石先要办的，它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受周总理的委托办起来的！”他浑身抖动，把手攥得紧紧的，“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广大农民急着要农药，可你们却千方百计要拆元素所。你们对得起谁？叫我如何向周总理交代！”他殷殷以党的科学事业为念，冷对猖狂，蔑视强梁，充分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这不禁使人想起，1945年杨石先书赠西南联大法学会题词中的诗句：“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七十年代初，我国水稻产区发生了白叶枯病，每年因此减产约百分之十左右，个别地区减产高达四五成。白叶枯病传染起来非常可怕，特别是遇上暴雨和大风，一天之内可使成千上万亩水稻枯黄。为防止蔓延，常常不得不放火将病稻烧尽。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研制成功一种防治水稻白叶枯的农药，但对我国进行严密技术封锁。为了攻克白叶枯病，杨石先指导他的助手们在遭受创伤的实验室里不屈不挠地进行着研究工作。为了查阅文献资料，不管风雨寒暑，他是资料室里仅有的几个人中来得最早走得最迟的一个。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做了近百个合成物，试验了十几条路线，终于研制出了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新农药——叶枯净。
(六)
1977年8月初，邓小平复职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召集三十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把科研、教育搞上去。杨石先被邀请参加了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四点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并指示有关部门采纳实施。
看到教育、科学事业开始萌动着生机，杨石先感受到精神解放的无比欢悦。“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年逾八旬的杨石先满怀信心地开始着手医治“文革”给元素所造成的创伤。他经过多方筹划，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相继调回了一些科研骨干，收回了农药中试车间，争取联合国贷款从国外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和剂型组，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积极指导该所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还亲自译书，亲自培养研究生，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杨石先重新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为了办好南开大学，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从不午休，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对于一个时年八十三岁的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任职期间，他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他非常重视现有教学、科研人员的业务进修，并带头培养研究生。同时，他还积极探索和寻求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建立学术交流的机会。凡是和他略有接触的人都会看到，他是怎样不避繁难地亲自处理国外函件，亲自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的师生。在南开大学恢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出国进修和留学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直接关怀和帮助。许多著名外国专家应邀来校讲学也都是由他亲自做出安排。可以说，在开创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局面方面，他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杨石先除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其本兼各职多达十六项，工作的繁重是不言而喻的。以常人来说，有了他这样的成就和高龄，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不顾年迈多病，总是奋勉自励，竭尽所能，从不度过一天的悠闲岁月。人们无不为他这种强烈的事业精神所感动。更为可贵的是，1980年，为了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向领导岗位，又率先提出了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在全国高教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2月19日，德昭学界的一代宗师，我国科坛巨星杨石先与世长辞。南开大学万名师生怀着眷念和钦敬的心情和他告别。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深深地感念他对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前一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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