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故居前的追思：这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

　　中新网4月9日电 题：这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伍连德故居前的追思

　　作者：礼露

　　从北京协和医院东门出来，向北，再向东，拐进狭窄的东堂子胡同，之后，就只需一味地向东，向东再向东......

　　一路都是工地。已被现代建筑刷新的老胡同刚刚被风镐和气锤的噪音惊醒，我的心也不由得一阵紧似一阵。

　　望到了！那栋淡粉略带藕荷色的有着孟莎屋顶和老虎窗的法式洋楼，她还在！21世纪的朝霞辉映着百年老屋——在这散发着浓重古都气息的土地上，一如刚刚过去的无数个风雨岁月，她依然沉静安祥，依然美丽端庄，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在都市的喧嚣中兀自默默伫立着，透着高贵与孤傲......

　　这里，曾住过一位非凡的人，但今天却很少有谁知道。他的名字，他史诗般的英雄传奇，他用生命与意志锲刻的人类文明的伟大丰碑被深深掩埋于历史的断层，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我们今天来探索与发现——

　　让时光回到97年前的北京：1910年12月19日上午11时，前门火车站。从天津来的车上匆匆走下一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外面，等候的马车夫迎上来：“请问，您是天津来的伍协办伍大人？”他，就是青年伍连德。

　　伍连德(Wu-LienTeh)，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少年伍连德学业优异，因获英女皇奖学金而留英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胸怀科学报国理想，应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从南洋回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副校长)。

　　1910年冬，清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哈尔滨一带肺鼠疫流行，疫情扩散迅速，一路南下，直逼京畿，每日死亡人数以百计，一时引起极度社会恐慌。更严重的是，当时日俄以保护侨民为由，威胁清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将不准中国人进入参与防疫。伍连德在此时临危受命，接到圣旨后两天便“率了一班医务军警人员”义无反顾直扑一线，出任清廷特派全权总医官。“因当时此疫杀丢生灵几乎净尽，人民对于防疫多不明了，余遂发起共谋以学理经验防范之策。众举余凡任用医员及军警等破天荒之防疫法，均经政府特准照办，毅然进行。”那是一场充满了硝烟的战争——其中最紧张的一幕：“因疫区苦力不敷，地已冰冻，暴露之尸体满地，只一部分计见三千疫尸，遂奏请清廷准予火葬......”

　　伍连德博士和他的助手们在现场发现：此次烈性呼吸性传染病病源竟来自于一种草原上的旱獭，捕杀旱獭的猎人和皮货商是第一批感染者，最初感染死亡率几近百分之百。而他们聚集的客栈是始发、高发区；伍连德遂组织力量，在传染源头重点地区隔离病患，灭杀病源；为搞清病因病理，他在疫区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史上第一例疫尸病理解剖；为使救助人员免受感染，他发明了并命令赶制了大批口罩——一种特殊的加厚口罩，此为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以钦差身份在疫区紧急征用学校、戏院、浴室，把它们改装成临时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急救医院；他还争取到了包括外国传教士和地方中医的积极协助。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采取果断隔离措施，分设了“疑似病院”和已罹患者病院；他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紧急培训、调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行业人员一起投入救助，在民间逐门逐户地进行盘查。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当时正值年关，为阻止疫情随返乡(山东民工)过年的人流沿铁路传播，伍连德一方面调动军队沿途设卡检疫，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安排日、俄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两条铁路停运，并紧急征用车厢作为隔离病房……在伍连德等中外医生的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控制。至1911年4月，那场噬杀了六万生灵的烈性传染病终被扑灭——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政命令全民参与相结合，有效控制大型瘟疫的记录。伍连德也由此名扬天下。

　　1911年4月初，伍连德主持了在奉天(今沈阳)举行的国际防疫大会即“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以东道主身份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伍连德被各国代表一致推举为会议主席。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被誉为“鼠疫斗士”——当时与会的世界各国的微生物专家，包括因发现鼠疫杆菌而以东方巴斯德自诩的日本教授北里柴三郎，都心悦诚服地将这个桂冠戴到伍博士头上。如今近一百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谁敢用这个称号，而1959年，晚年伍连德在写就了650页的英文自传后，自豪而坦然地题写了书名：“鼠疫斗士——一个华人现代医生的自传”......

　　东堂子胡同的这栋洋房是伍博士1911年买下的。加上漂亮的后花园有人说是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1875-1961)的杰作。轻抚历史的灰垢和岁月的磨痕，伍连德故居昔日风采依稀可见：浅蓝的门与窗棂，金属线勒制的彩玻璃，全木旋梯盘上阁楼....据住在里面的居民讲，时有美术生来此作素描。

　　然而，北京这栋舒适的府邸伍博士自接来家眷后，自己却很少享用。他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走，中国现代医学的大厦在那一代科学前辈的手下得以奠基，而伍博士其中的劳动和成果令今人看来更是难以置信！这里篇幅有限，从中国现代医学史料中摘录一二，权作如下罗列——

　　1912年，伍连德在哈尔滨创建了鼠疫研究所、东三省防疫管理处之后在那里工作二十多年；

　　1913年6月，袁世凯聘请伍连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但他很少待在北京，仍驻守东北，防范疫情卷土重来；同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来华考察，伍连德受外交部派遣参与全过程。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次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委员会来华考察17所医学院校和97家医院后开始协和医院的筹建；

　　1915年2月5日，伍连德与颜福庆、俞凤宾、刁信德等21位医师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同年伍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并首任主编；

　　1916年及1917年连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其间代表中华医学会两赴广州销毁鸦片；

　　1915年始，负责筹建北京中央医院。1918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伍连德任第一任院长。这是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大型综合现代医院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

　　1917年底，山西鼠疫流行，伍连德奉命赶赴现场负责治疫。由于有了上一次经验，这场夺去16000人生命的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住；

　　1918年伍连德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为控制国内鼠疫、霍乱、肺结核、性病等传染病流行设置设计行政系统与规划。

　　伍连德极力推动戒烟运动，在他等人的努力下，1916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严禁鸦片。在正式生效期以前，在上海的犹太商人大规模囤积鸦片，政府花费二千四百万收购了这批鸦片。伍连德和陈遗范受命，于1919年1月8日到27日之间赴上海实施了虎门销烟后的另一次大规模焚烧鸦片。

　　1920年底，肺鼠疫在哈尔滨再次爆发，伍连德十年间所建立的防疫系统经受了考验。与1910年流行整个东北以至华北，死亡6万人相比，这次疫发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里，死亡数仅为6500人；

　　1922年，伍连德应奉天督军张作霖之召，在沈阳创建了东北陆军总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军医院；

　　1926年9月，伍连德创建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任第一任校长；

　　1930年7月1日，伍连德等各界人士多年收回国家检疫主权的努力终有结果——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上海成立。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技监的伍连德被任命为第一任处长；同年9月宣布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伍连德任所长。

　　1930年9月，伍连德主持拟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港检疫章程》。汕头、汉口、广州之后，安东、牛庄(营口)、天津、青岛、大沽、秦皇岛等检疫处(站)也逐个办理了接收手续，一律改称为检疫所。从成立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中，伍连德领导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陆续在各口岸建立起服务站和检疫医院及实验室达20处之多，病床2000多张。

　　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合著英文版《中国医史》出版印行；

　　1933年，伍连德等出资捐建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医史馆、亚洲文会会馆，建立青年科学讲堂.......

　　总之，伍连德在1907～1937年为国服务三十年间，先后主持兴办现代西医院、医学科学院、防疫检疫所、医学研究所、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机构，发表科学论文300余篇，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

　　回首已是百年身。站在伍连德故居前，一种带有人类历史感的崇高敬意油然而生！这里，住过一位伟大的华人科学家、一位科学实践家，一位知与行高度统一、充满创造力的动作超人！梁启超因此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我曾惊异，是什么给了他那样的毅力胆魄激情和智慧，在科学史上创造了那么多的“第一”和“惟一”！在他的语录中找不到豪言壮语，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于中国最早的时尚杂志《良友》的《伍连德自述——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中，他也只是与青年读者漫谈道：“我觉得一个人择定了他的工作后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如此轻描淡写，令人想象不出当年的壮烈——1910年12月底的那个冬日，他舍弃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优渥的待遇，告别爱妻幼子，奔向已杀生灵数万的东北疫区，他就没有想到危险和牺牲？后来数次国内烈性传染病爆发，他都冲在第一线。作为细菌学家，他当然清楚。因此在谈及那段经历时，他坦承：“在那动荡不安的时期，如果缺乏信念的话，一个人很容易便会绝望到举手投降的地步。”

　　就是这个“信念”，打造了伍连德精神：赤诚爱国，自强创业——今天，这八个大字为他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奉为校训。

　　遥想当年，抗疫功勋伍连德择邻而居东堂子胡同(原55号)，应是有所考量的。今天看，这条胡同就是一条历史文化长廊：清朝末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坐落于东堂子胡同原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1861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清朝外务部。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这条胡同还曾排列着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名人故居……

　　有文章说：从蔡元培故居到伍连德故居，这一西一东两座老宅院恰恰是为中国的民主与科学事业而功勋卓著的两位先贤的故居，又好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见证。

　　应该提到的是，在伍连德故居居住过的他的家人黄淑琼、林可胜、伍长庚也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黄淑琼，被伍连德视作“我那纤细、柔弱，异常美丽且有着文学天才的妻子”，为著名侨领黄乃裳之女。她就在这栋故居里，以英文创作了中国四大美女小说，英国剑桥大学华文教授吉尔斯博士称之为“迷人的书”，并亲为之作序。“此书后来在欧美各国出售，计重印三次，销路颇佳。”伍连德回到中国建功立业，黄淑琼是坚定的倡导和支持者；

　　林可胜，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生理系主任，也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在北京期间，我就住在我的姨夫伍连德的家里……”；

　　伍长庚，伍连德长子。1906年在槟城出生，一岁便随父母来中国，后往美国求学，于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罗彻斯特大学医学博士。1935年回国，在北京防疫机构服务，7年后，在一场传染病防治中不幸染病，以身殉职。

　　1931年9.18事变，伍连德拒绝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了东北。之后多在上海继续他的事业。1937年，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在全国各地创建的卫生机构多遭破坏和废弃，连他在上海的府邸也毁于炮火，于是他被迫举家迁回出生地马来亚。他谢绝各方聘请，继续在民间开私人诊所悬壶行医。

　　1960年1月21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Ⅰ。一代名医伍连德溘然长逝。这位与瘟疫抗战了一生、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科学家永远地安息了——

　　他留下一个遗愿：将他的故居，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今为东堂子胡同4-6号)这栋房产捐赠给中华医学会。朝霞映照在伍连德故居——人类文明史的伟大丰碑上，一位华人科学家的名字熠熠生辉，闪耀着永恒的光……

　　 伍连德自述：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

　　我是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生在南洋的槟榔屿的。我的父亲原是广东台山人，因为谋生到了槟城。我的母亲是一个马来华侨。槟城学校都是用英文授课的，所以在童年时代，我就没有读国文的机会。我在七岁的时候进了槟城免费学校，攻读几近十年。主要功课是英文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拉丁文，几何等课目。我在学校的时候，曾得了不少的奖。其中最难得的要算是皇后奖学金。欲得奖金者必须赴新加坡参加考试，我一共考了三次：第一次及第二次均因我的年纪太轻未被录取；直到第三次才偿了我的心愿，终于获得该项奖金我可以转入英国剑桥义曼留学院做一个医科学生了。奖金数额为二百磅，还要被英国政府扣去所得税若干，所剩下的也就不甚丰裕了。只得竭力节省，总算能够勉强维持。第一年费用很大，又是一个新学生，所以觉得最苦。但是我幸喜有一位仁慈的教师，得了他的鼓励不少；这位教师就是萧恩博士，曾任伦敦气象局局长的。第二年我又得了40磅奖金，因此可以还了一点旧债，第三年运气更好得了第一荣誉，并获得奖金50磅。是年秋间我转往伦敦去应圣玛丽实习医院的奖金考试，结果又幸获奖。这一笔奖金共计450磅，足够我实习三年的学费。伦敦的学生生活不象剑桥，非常安静。但是对于各科实习机会甚多，我开始觉得医术与人生关系的重要，那时便下了决心，将来学成后为祖国服务，以期在医务上能有所改进。

　　在伦敦差不多实习了两年半，我就在1902年4月间得了剑桥的医学士学位。同班的共有一百三十五人，只有我一个人费了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修完全部课程，并且还得了一个金质奖章及病理学科的奖学金。有人说得好：毕业是开始学习，我那时的急切问题就是如何增加我的经验。恰巧我的母校剑桥义曼留学院给我一百五十磅研究学金，我得了这个机会，就可以做点研究工作了。起先在利物浦热带病学校罗斯博士指导之下做热带病的研究后往德法两国继续研究。我的主要研究为疟疾与破伤风，同时我得以与科学界名人朝夕过从，受益不少。我的德法文也是无师自习的。因为我常喜与彼邦人士混在一块儿，所以进步得很快。1903年的春天，我回往英国，就用我研究所得的结果去应剑桥医学博士考试，幸获及格。我的论文题目就是“破伤风之研究”。我又在伦敦一个肺病医院里担任六个月驻院医师，因此，我对肺痨也有相当的研究。

　　后来我就回到南洋加入科纳仑布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脚气病。因为印度及南洋方面死于这种病的人很多，不久我在我的故乡槟城开业，应诊三年之后，我的经济方面才较为宽裕。但是我始终觉得不满足，因为我总想做一点较大的医务事业，同时我也想得个机会为祖国服务。在1906年，我与我的朋友开始参加禁烟工作，设法酬款开办免费戒烟医院，同时祖国人士也都大声疾呼群起抗毒了。

　　1905年8月，我与福州黄秀琼女士结婚。我认识黄女士是在新加坡名医林文庆博士的家里，林夫人就是黄女士的长姊。我们婚后的生活是非常美满的。她欢喜文学，复酷爱美术。她现已完成了三部有价值的著作，就是《杨贵妃》、《西施》、和《昭君》。都是用英文写的，文笔非常生动。除了国内一般读者的好评外欧美各国人士亦互相争诵，这可说是她努力文学的报酬。我们的儿子长庚是1906年生的。他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约翰霍金斯大学及罗吉斯德大学专攻公共卫生，得受医学博士，于去年底归国。现供职北平市卫生局。

　　我第一次回祖国是在民国纪元前五年的七月，那时满清政府还没有推翻，我应直隶总督袁世凯氏之聘，就任北洋军医处的职务。旋复被派往伦敦柏林考察军医事宜。次年回国，蒙海军大臣谭学衡氏的推荐，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校帮办，那时我极力主张开办一所新式陆军医院，但始终未邀上峰核准。

　　1910年12月，东三省发现肺疫流行，我就被派往防疫。这次流行的猛烈，凡熟悉近代历史者都知道的。死亡率差不多为百分之百，但是同时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我那时总算是一个小小的首领，率了一班医务军警人员，努力工作。最紧张的一幕，就是我要求清廷准许将三千具暴露的尸体火化，因此疫势为之大杀，不久也就扑灭了。因为这次防疫的成功，次年四月清廷又派我和外务部施参事肇基主持东北防疫会议。列席的有十一国专家代表，我被推为主席。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议案，就是“东北防疫处”的设立。同时清廷因为我的微劳，赐以陆军蓝顶军衔，又赐进士出身。

　　东北防疫处于1912年成立。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氏的赞助，共发开办费十八万元，以备建筑及购置设备之用；并由海关年拨经常费十二万元，我早年建设新医院的志愿，也就因此实现。先后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及营口等处建了新式防疫医院，以哈尔滨的规模最大，占地三十余亩，除医院外，附设有总办公处，研究所，化验室，藏书室及博物馆等。我在清廷将覆的时候是一个很忙的人。在东北防疫会议后即被派往海牙出席鸦片会议，并与其他二代表签订著名之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次年又偕颜惠庆博士出席海牙第二次鸦片会议，民国成立后，我被聘为大总统府侍从医官，连任计十余年。

　　我虽为粤人，但是到华南的机会不多。1915年，香港大学赠我法学博士名誉学位，我方赴港一行，并顺游广州。次年因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开第二次年会，我又到了广州一次。同年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氏在北平西山招我往见，托我代他计划开办一所肺病疗养院。因为西山有松柏参天的幽美环境，正是一个疗养肺病的好所在。但我却劝他不如在北京城内中心区域开办一所范模普通医院，范围较广，且适合实际上的需要。周氏也赞同我的主张，就召集当地官绅及慈善家开了一次会议，议决除筹款外，由周氏先于盐余项下拨洋十二万元，并组织一委员会专司其事。这样就产生了现在最盛名的北平中央医院。我被推为组织委员，并兼医务长，所有募捐建筑及设备事宜，均由我负责。建筑费共用了三十余万元，于1918年正月正式开幕，一切设备均为最新式的，在那时可算国内一所最完美的医院。我记得大连南满铁路医院院长曾要了我们的图样去做参考。

　　1917年年底，肺疫又流行了。这次是发源于内蒙侵入绥陕。我偕同美籍教会医士二人及助手多人，赴绥组织防疫总事务所于丰镇。当地民众智识未开。对于我们很是怀疑；我们所乘的专车几被焚去。这次疫菌的流行，计死去一万六千余人。自流行以迄止息，共有七月之久。

　　第二次的东北肺疫流行，是在民国九年的冬天。但因我们已有了相当的准备，故罹疫死亡者连俄属西比利亚在内，只有八千余人，——第一次流行差不多死去六万人。两次流行相隔十年；在这十年中，东北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我们的防疫人员继续研究，对于这恶疫的来源，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种蒙古旱獭，大小同猫一样，是肺菌疫的保留者；常由猎户先受传染，引起流行。我们不能禁止他们打猎，只好替他们施行预防注射，及獭皮消毒，以减少人类的被染。

　　1922年夏，因为圣约翰大学赠我科学博士名誉学位，我到上海走了一遭。次年，我应奉天督军张作霖氏之召，替他在沈阳建了一所医院，就是现在的东北医院；能容病人五百人，由月台直通车站，该院建筑费共费洋七万元。翌年，我得了洛克菲洛基金委员会的卫生奖学金，便即赴美专事研究最新卫生工作。并在约翰霍金斯大学研究公共卫生年余，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远在第一次东北肺疫流行的时候我就打算完成一种论肺疫的专籍，终于在民国1926年的秋间给我写成。由国联卫生部印行出版。同时我用这篇费时十五年的著作，去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考试，结果我得授医学博士学位。

　　1927年春，应国联卫生部之聘，往欧洲去考察卫生事宜。我由哈尔滨动身，取道西比利亚，历游欧洲诸大名城，阅时虽只四个月，但因均为旧游之地，又幸通英法德语言，所以在这短期内所看到的比一般旅行者为多。战后的欧洲，较之战前的欧洲完全不同，我所得到的印象甚是深切。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一致努力，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医务方面，亦有一种新的气象。是年年底，我赶往印度加尔各达出席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在印度共三个月，我的足迹走遍了全印，行程一万两千英里，仅从旅游的意义上来说，也可算是壮游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财政外交各部以外，添设了卫生部。薛笃弼氏辞职后，长部的是刘瑞恒氏，对卫生行政有很多的革新。1930年，政府任我为卫生部技监，不久又被派充海港检疫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我与同人努力检疫工作，天津，塘沽，秦皇岛，厦门，汕头，武汉各检疫分所，亦均次第成立。

　　一二八上海发生中日战事时，我与同人自动参加救护工作，直至战事终止。是年夏季，上海霍乱流行，来势颇为凶猛，所幸我们在上一年有了一个小组织，名为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联合上海本埠各卫生当局，共同负责。我被推为主席。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组织，所以扑灭起来容易得多。但这次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之多。内中死去的也有三百余人。上海是东方第一港口，为检疫便利起见，我觉得应有一所最新式的检疫医院。去年就在吴淞海滨饭店旧址开始建筑，现已完工。这所医院所在的地点，堪称适当，交通亦很便利。

　　我很喜欢旅行。恰好我的旅行机会也多，每年我要到华北华南视察检疫状况各一次。1931年及1934年，我又被派往国外两次，均是到日内瓦出席国联卫生部的万国卫生会议。

　　我现在虽是卫生行政人员，但对于医务社会及文化事业都很喜欢参加。我所加入的团体有十余种之多。如中华医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亚洲文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太平洋协会，及中国评论周报社等。上海亚洲文会讲演厅的建筑费，大部分是我个人捐助的。因此那个讲厅也用了我的姓名做厅名。

　　这一篇回忆是记帐式似的写了许多，让我暂告一结束吧。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没有生花的妙笔。读者诸君读了这篇东西之后，如果觉得枯燥乏味，这却不能怪我了。我觉得一个人择定了他的工作后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所以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是在把我个人求学及服务的经过照实的写出来，或者可以给努力奋斗的青年们一点鼓励吧。刊于《良友》第104期(1934年)（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