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能更好地缓和劳资冲突？

　　杨耕身

　　中国的劳动保障部门，可能是最为忙碌而至穷于应付，最为琐碎而又兹事体大的一个职能部门。如果我们愿意了解得更多，就必然会对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抱以敬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试图去完成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每年大量出现的欠薪事件或劳工权益受伤害事件，总是屡禁不止、愈来愈恶劣地涌现，便是无奈的证据。这且不说，单以各地曝出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违规用工事件为例。

　　劳动保障部门面临的麻烦，并不在洋快餐“用工门”的事件本身，而在除此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或勇气，应当承认洋快餐“违法”并非外企公司多么可恶，而是因为它根植于我们这样一片“低薪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上。去年国家统计局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工资20多年不变，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

　　然而在“低薪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在面对外企“违法”而“同仇敌忾”的同时，却缺乏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仿佛中国的劳工，只能任由中国人自己盘剥。这一点，媒体可以无视，但劳动保障部门心里是明白的。

　　并不是说，因为中资企业存在“违法用工”，所以就不能查处洋快餐的“违法用工”。重要的是劳动保障部门是否有能力给予所有类型的企业以公平的国民待遇，以及劳工权益的横向平等。在这方面，我们拒绝一种“查处一个是一个”“保证一个是一个”的说辞，而是要保证起码的公平，底线的公平。因此在大面积底线公平的失守之下，劳动保障部门也就只能无奈地面对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了。

　　在劳工权益的保障及维护方面，政府权力总是只能扮演一种事后介入的角色。这是因为，劳动保障部门不可能跟所有的用工者进行谈判，不可能警觉于劳工权益受损之前，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权益行为都了解到事无巨细，烛照分明。甚至可以说，劳动保障部门甚至不可能将屁股仅仅坐实于劳工权益一方。作为政府的部门，在有的时候，它渴求企业的发展或许更甚于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如此而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言而明。谁是纾解政府部门麻烦的人？谁能够更好地缓和劳资冲突？是劳工工会或行业协会。它们是劳工权益真正的代言者，它们以劳工集体意志的方式，克服了个体劳工的无力感，以及对资方“不怕招不到人”的忧虑感，因此足以与资方相抗衡，从而可以通过博弈争取到易以被大多数所接受的权利待遇。因此洋快餐“用工门”事件也好，中资企业的问题也好，其背后真正的问题，不是劳动保障部门的缺位，而是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缺乏，这当然也包括，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先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