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曾强 梁炜培 摄
简仁山 作
省计生委主任张枫纵论“一胎化政策”热点，笑称：
“我也想让儿子生两胎啊！”
因为符合“双独结婚可以生两胎”政策，他想借此强调计划生育不是绝对“一胎化”
“性待业期”太长不人道，晚婚晚育不应过度 深圳“性吧”普及性文化，值得推广
独家专访
记者 陈枫 实习生 张启 通讯员 钟庆才
最近，关于国家应否放开“一胎化政策”的民间争议陆续发生。
昨日，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欣然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纵论热点释疑解惑。这位以风趣著称的人口计生委主任一开口就抖出“包袱”：“我也想让儿子生两胎啊！哈，你拿这个做标题，绝对火爆！”
中国不是绝对“一胎化”政策
记者：哈，这个果然抓眼球。我们不是“一胎化”政策吗？怎么能搞两胎呢？
张枫：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理解成“一胎化政策”，其实是一种大众误解。
作为计生委主任，我就鼓励儿子生两胎，因为我儿子和儿媳都是独生子女，符合国家的“双独结婚可以生两胎”政策。但他们说要响应国家号召，跟老爸学习，只生一个。
举这个例子，就说明我们不是绝对的“一胎化”。就广东来说，农村是“一个半”政策，即农村第一胎是男的，就不能再生，但如果是女的，就可以申请生第二胎。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及第一胎为残疾儿并经过有关部门鉴定的，都可以生二胎。
并且，各省情况不同，国家也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据统计，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一孩”政策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5.9％。在农村实行广东这种“一个半”政策的，共有19个省，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52.9％。在农村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以上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不是“一胎化”、“一孩化”，而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政策。
“性待业期”甚至有十几年，肯定要出问题
记者：其实现在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有很大改变。一来生活压力太大，二来怕麻烦，所以出现了不少大龄“单身贵族”，还有结婚但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对此你怎么看？
张枫：的确如此，以前要反复给老百姓讲“晚婚晚育”的好处，现在你不说，大家也会自觉这样做。但我认为，也不能太晚。比如，我儿子今年29岁了，我劝他早要小孩，他拿“晚婚晚育”来回敬我。我说，晚婚晚育也是要有个度啊。
先说晚育，从科学角度说，女人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4－28岁，太晚生育对母婴健康不利。现在很多职业女性为了拼事业，往往过了30岁才结婚生育。高龄孕妇太多，这对母婴安康不利。
再说晚婚，科学研究表明，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与20年前相比，男性第一次遗精和女性第一次月经的平均年龄提前了一年。现代人发育早了，结婚却更晚。由于我国道德传统不提倡婚前性生活，这样从生理上讲，从发育到有性生活之间的“性待业期”太长了。古人一般是18岁就可以结婚。但现在男子从14岁发育，到读完大学二十几岁，工作几年再结婚就三十多了，这个待业期起码有十几年，这是很不人道的，肯定会出问题。所以，晚婚不应过晚。
对于名人富人超生，要严惩不贷
记者：最近有学者提出“严惩名人超生没有法律依据”，认为“对于民众，计划生育国策只具有道德约束力，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此你有何看法？
张枫：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多处明确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责任，如其中的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再如第四十一条“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其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不管名人、普通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反生育政策的人，就要交纳社会抚养费。对于贫困家庭，政府在收取社会抚养费时，可考虑适当减免。对家庭困难的，政府也将提供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些并不等于这些家庭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合法的。而对于明知故犯的名人、富人，则要严惩不贷。
计划生育让广东少生了3100万人
记者：有人提出“既然经济不可以计划，人口也不可以计划”的观点，理由是“最优人口规模无法确定”。你怎么看？
张枫：如果计划根本不必要，人口可以自然调节，那我们这些干计生工作的人就可以下岗了。(笑)
其实，“最优人口规模无法确定”的说法是个伪问题，即使无法确定最优人口规模，但环境和资源具有一定承载能力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已有大量关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人口压力可见一斑。就广东省来说，尽管做了大量工作，可一年还是会生出一个“百万人口大县”。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一个妇女平均要生5.87个子女，如果当初不搞计划生育，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现在要多出4亿多人，而广东也要多生3100万人。这么庞大的数字，靠自然调节的代价有多大？广东现在的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粤东、珠三角更高达15倍。最近不是有报道“广州、深圳的人口已逼近极限”吗？如果等到“种田没地、打工没厂、经商没钱”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
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普遍“男多女少”
记者：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也挺严重。有人甚至预测，到2020年广东将有400多万男性找不到老婆。
张枫：确实严峻。2000年国家普查时广东新生男女比高达130：100。虽然近年来降为119：100，可仍比正常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
性别比例失调并不是广东和中国独有的现象。韩国、印尼、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普遍男多女少。而南美和一些欧洲国家却是男少女多。这与生育政策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男多女少”的现象主要是养老问题和传宗接代观念所导致的性别偏好造成的。统计表明，我国一孩出生的性别比例是正常的，而第二胎就明显“男多女少”了，这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男多女少”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婚姻家庭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解决好城乡社保问题；二是要通过教育改变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三是要政府牵头、综合治理，坚决打击非医学需要做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
免费婚检，广州佛山带了个好头
记者：近日，广州、佛山纷纷推出免费婚检。是否有望全省推行？
张枫：免费婚检、科学孕检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这对于提高人口质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每年的新生儿残疾率为4％—6％。而广东受地中海贫血症等因素的影响，新生儿残疾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在推行免费婚检、孕检这件事情上，广州、佛山带了个好头，省人口计生委将积极推动其他各地市进行免费婚检、科学孕检。
深圳“性吧”是倡导性文明的尝试
记者：现在广东省在人口方面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张枫：流动人口问题。广东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这已是一个基本省情。流动人口一方面为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另一方面也给广东带来治安、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完成率不到80％。在广东的“超生队伍”中，流动人口占了大头。另外，流动人口多是离偶而居，长期缺少正常的性生活，这会增加犯罪率和性病传播的几率，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隐患。对于流动人口，不能光靠户籍限制等“堵”的办法，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规范管理和服务上，采取一些人性化的措施，让流动人口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比如，在农民工聚居地，以夫妻房、钟点房的形式为一些没有条件的夫妻提供便利。另外，要广泛普及健康的性知识。深圳搞了一个“性吧”，要推广到每个社区，通过图书、画展、视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少生优生、生殖健康等知识，这对防止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很有好处，也是倡导一种性道德、性文明的尝试。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