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变成了产业工人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成都传媒集团深度报道课题组

　　团结社区 一个老安置小区的就业嬗变

　　武侯区簇桥街道团结社区是一个老的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由于当时就业制度城乡分割的历史原因，导致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市民名份”与“市民生活”成了“两张皮”，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干群矛盾十分尖锐。

　　成都市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后，历史形成的失地农民被统一纳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范畴。团结社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由此开始演变。

　　这个小区 社区干部过去怕见人

　　几年前，张学树、代富林一度害怕去上班，“一遇到人，心里就发毛。”

　　张学树以前是金花镇瓦房村村委会主任，1998年被征地，2000年搬进了安置征地拆迁农民的小区。

　　代富林以前是簇桥镇顺江村2组村民，2002年被征地，2003年拆迁安置到张学树所在的小区。

　　2003年，小区组建成立社区，取名团结社区，张学树担任了社区居委会副主任；2004年，设置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代富林当上工作人员。

　　“好多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啊，见到社区干部就骂。”代富林向记者回忆，他就挨过很难听的骂。

　　团结社区占地40多亩，汇集了来自武侯区原簇桥镇、金花镇、机投镇、永丰乡的7个村的被征地拆迁安置农民577户1628人。其中被征地最早的在1998年，是金花镇瓦房村1组、7组，最迟的在2002年，是机投镇果堰村5组、6组和簇桥镇顺江村2组、3组；入住小区最早的在2000年底，最迟的在2003年下半年。

　　“情况太复杂！”张学树回忆，“征地时是货币安置，发一笔补偿费，就业嘛，自己想办法。有的人找到事情干了，有的人就找不到，补偿的钱几整几整的就搞光了……”

　　他说那几年他就是自己找的零工活，修剪花木。

　　“一些人征地拆迁前租房子给外来务工者住，一个月能收几百甚至上千元租金，搬过来后得靠找工作了，但是文化低，没技能，好多人找不到工作。”代富林说，有的人原先都抽好烟的，后来连便宜烟都不敢抽了……

　　没办法，好多人又“重操旧业”，搞起了农副业。簇桥街道劳动保障所所长张军回忆：“进社区一看，楼房里养着鸡鸭，公共绿化带里种着蔬菜，小区大院里也有敞养的鸡。”

　　武侯区就业局干部说，那时候不管是政府哪个部门的干部，去了都会被围起走不脱。没有工作的居民们甚至把交通干道都堵断了。

　　这些失地农民 而今稳定就业成了新市民

　　团结社区的就业问题，是传统的城乡分割就业制度的弊端在城市化加速推进背景下的凸显。

　　2004年2月起，在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系列城乡平等、市场调节与政府促进相结合的就业政策接踵推出，失地农民被纳入了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同等待遇的就业扶持体系。

　　2006年11月23日，记者走进团结社区，看到这里环境整洁，居民生活井然有序。

　　居民李义全正在他的音像出租店里热情地招呼顾客。他是2003年从顺江1组拆迁搬来的。“原来主要是出租房子。搬过来后，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娃娃在读高中，感到压力好大。到底该整点啥子呢？脑子里一时间又是空的。”送走顾客后，他跟记者摆谈起来。

　　2004年，簇桥街道开始组织失地农民开展大规模免费就业培训。“确实，要有个技能，干个职业，才是长久的办法。”李义全说。他的妻子张维如2005年夏天参加街道与企业确定好用工后组织的订单定向培训，在武侯科技园的康特公司食堂当工人。他本人则利用原来开过一段时间小铺面的基础，在小区里开了音像出租店。夫妇俩都领到了以前只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才有条件领的《再就业优惠证》，李义全还享受了社保补贴等扶持灵活就业的优惠政策。

　　“现在两口子挣的钱加起来有一千好几。老人和我们也都办了社保，有个基本的保障了。”李义全对现状表示满意，“原先在村子里那些出租的房子，又没经过认真的规划，东拉西掉的，城市发展了，咋可能不动呢？确实不是长久靠得住的。”

　　“有了稳定的就业，才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我们才能正儿八经转变成市民，过上城市生活。”李义全道出了社区失地农民们的一个共同心声。

　　目前，团结社区已有164名失地无业农民参加了技能培训，269人领取了《再就业优惠证》，开发了10个社区公益性岗位（6名保安、4名清洁工），由社区承头修建45个临时摊位给失地农民经营。

　　社区每半年与周边的彩虹、置信、可彩、天宇、康特等企业举行一次茶话座谈会，谋求就业岗位。

　　到2006年9月，社区失地无业农民就业率达到94%，“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达到88%。和全区其他87个社区一样，就业问题曾经十分突出的团结社区，也已经成了充分就业社区。

　　吉静苑 一个新集中居住区的“就业同步”

　　晋阳街道吉静苑，是2006年入住失地农民的新建集中居住区。

　　此前一年，成都市提出要把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就业作为统筹城乡就业的重点，实施“居住区规划与促进就业方案同步、居住区建设与农民培训同步、项目引进与扩大就业同步”，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就业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在农民向城镇转移集中居住的过程中促进他们同步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

　　吉静苑的失地农民，就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同步实现了安居、乐业。

　　刘润贵的上岗“三部曲”

　　刘润贵，32岁，晋阳街道吉福村3组农民，2004—2006年宅基地、承包地被陆续征完，2006年8月入住吉静苑。从失地无业农民到一名保安，他经过了三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街道调查摸底，为他谋划就业

　　吉福村共5个组，从2004年12月至2006年6月，土地被分批全部征完。2005年，集中居住区吉静苑开建。

　　刘润贵和村民们与征地部门签订拆迁协议时，街道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调查了解他们的就业情况、就业意愿、培训意向，向他们宣传就业政策。

　　刘润贵向劳动保障所所长邓蓉、工作人员杨为讲了他的情况：前几年跟着堂兄在建筑工地做零工，2004年以后和妻子张显利都基本上是“耍起”的。

　　“你们想做什么工作？”邓蓉问他。

　　他回答：自己身体好，想当保安；妻子可以做家政服务。

　　劳动保障所对调查收集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对照寻岗员搜寻的岗位、辖区单位报告的空岗以及辖区居住人口所需的服务业岗位量，“盘算”就业方案。

　　晋阳街道辖区内有众多住宅楼盘，实际居住人口有五六万；附近还有家具、皮鞋产业。劳动保障所测算认为，只要工作做细，完全能够解决失地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颐和雅居物业公司报告的保安空岗。

　　刘润贵的工作已经有“谱”了。

　　第二步：参加免费就业培训

　　2006年3月，刘润贵和妻子参加了街道组织的就业前引导性培训，“就在街道办事处的大会议室里，人很多。”

　　杨为把这种培训通俗地称为“转观培训”，就是针对失地农民的思想状况引导他们转变就业观念，宣传城市生活常识、劳动法规、职业规则等。她说，2006年已经举办13期，共培训861人。

　　5月份，吉静苑分房了，刘润贵夫妇拿到了新家的钥匙，开始进行简单的装修。

　　7月份，夫妇俩分别参加了技能培训。刘润贵参加保安培训，“一共有23个人，天热得很，有的人吃不得这个苦放弃了。”他想到自己只有初中文化，学其他技术性强的技能可能更难，就坚持下来了。妻子参加的是区就业局委托一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前来设点办的家政服务培训班，“那个班有30多人，培训了15天。”

　　杨为说，除了保安、家政外，2006年还举办了计算机、物管、手机维修、缝纫、家宴等工种的培训，共12期，培训了500人，培训后就业率在70%以上。另外有38人参加了区就业局组织的创业培训，其中25人正在申请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自主创业。

　　第三步：搬进新居，走上工作岗位

　　2006年8月，刘润贵当上了颐和雅居物业公司的保安。“基本上就在那几天，我们搬进吉静苑的新家了。”

　　“扣了社保费，每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还凭《再就业优惠证》享受了社保补贴。”谈到目前的收入，他舒心地笑了，“爱人给一些家庭做保洁，一家一天二三十元，有时一天可以做几家。现在基本上固定在红运花园里的一家做，搞清洁、做饭。这样照顾小孩很方便。我们两个加起来一个月有将近2000元，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他们的邻居也基本上实现了就业。刘全明个头矮，妻子智障，两口子都找不到工作。搬进吉静苑时，劳动保障所协调帮助他家选择了一套底楼的房子，利用客厅开了一个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小茶铺，实现了灵活就业。“还行，这个月还是有几百元揣进包包。”2006年11月23日下午，他对记者说，“劳动保障站还帮我申请残疾人再就业优惠待遇，但是医院体检超高了一点点儿……”说完，他哈哈笑了。

　　入住小区的274名失地农民中的149名适龄劳动者，已有94%就了业。

　　晋阳街道的两个98

　　%晋阳街道规划建设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共11个。除已入住居民的吉静苑外，圆中苑将在2007年上半年分房，还有9个在建或拟建，其中最大的民乐苑将入住800多户。

　　“解决这11个集中居住区的全部失地无业农民的就业，经过前期的工作来看，是有把握的。”邓蓉告诉记者，从城市化进程来预测，晋阳街道辖区的实际总人口将达到15万，服务业岗位会大量增加。目前正在筹建3个大型农贸市场，总面积2.7万多平方米，摊位2000个，起码就是2000个经营岗位。

　　让邓蓉感到自信和自豪的是已经实现的两个98%：辖区内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失业人员就业率98%；“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98%。

　　武侯区 一个充分就业区的破冰之旅

　　2004年底，武侯区劳动保障局局长吕建昌到一家吸纳失地农民就业的皮鞋厂回访慰问。

　　“才上了几天班，我就不想干了！厂里离家太远，要走十来分钟，而且上班不自由。”通过订单定向培训后到厂里上班的失地农民高大姐抱怨道。

　　这番话一直在吕建昌耳边盘旋。那一夜，他失眠了……

　　武侯区作为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达，就业、创业空间大；又有武侯科技园、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两大园区，而且制鞋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第二产业劳动用工量大。看起来，武侯区城乡居民就业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武侯区的就业也有其特有的难处：涉农街道数以万计的农民，将告别土地转变为市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知识、技能，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就不了业，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市民化就无从谈起。

　　武侯区按照城乡一体化战略的要求，全面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就业制度，实行城乡居民一视同仁的就业政策。这解冻了体制层面上的坚冰，使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一样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

　　在引进国美红牌楼超级旗舰店时，武侯区相关部门在项目洽谈过程中，敏感地注意到其中巨大的就业机会。通过与国美磋商，拿下了2000个就业岗位的订单。武侯区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启发，此后在引进项目时，都同步洽谈落实就业岗位。政府与企业签订用工数量、工种意向协议后，组织农民开展免费的订单定向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即输送到企业上岗。这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培训的有效性和就业的成功率。征用土地时，也要求同步实施农民培训并规划就业方案，征地单位提供不低于失地农民人数30%的低技能岗位。

　　然而高大姐的话，使吕建昌强烈地意识到：光突破农民的技能障碍、光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岗位还不够，观念坚冰不破不行！

　　经过一夜思索，第二天，一项促进稳定就业的调研课题全面铺开。不久，转变观念的引导性培训与不同层次的技能培训（低技能岗位、专业技术型岗位、自主创业）相结合的培训方式诞生了。

　　事实上在金花桥、簇桥等涉农街道，企业用工量比当地常住人口还多，工资收入也不低，有对来自蒲江的夫妇在一家制鞋厂上班，由于技术熟练，一个月轻松挣六七千元。吕建昌对记者说，一方面是农民还没有养成职业习惯，也不适应劳动纪律约束，在教给他们职业技能的同时必须引导他们转变观念，适应工业化生产；另一方面是部分农民的既得利益链还没断，比如可以坐收房租，不想上班，但他们随时有可能需要上班，所以要帮助他们提前从思想观念上、劳动技能上做好准备。

　　为此，武侯区“三级分工”大规模培训农民：社区组织“转观培训”，街道组织技能培训，区就业局组织创业培训。吕建昌说，哪怕暂时没有就业愿望的，也尽力让他们成为能适应就业需求的预备劳动力。

　　与此同时，武侯区已开发形成了“三保”（保洁、保绿、保安）、“三托”（托老、托幼、托病）、“三大服务”（家政服务、车辆服务、公共服务）等岗位体系，实行辖区内单位空岗报告制，各街道建立寻岗制度，形成劳动力资源市场、街道、社区多级多层次的“岗位储备库”，满足居民的上岗需要。对文化技能素质较强、就业期望较高的，则引导他们市场化自主择业。

　　2005年，武侯区率先在全市提出“用两年时间建成充分就业区”。2006年，已提前实现目标：全区城乡所有的88个社区全部达到充分就业社区标准，就业率95%；就业实名制调查显示，农村适龄劳动人口33373人中，已转移就业32288人，转移率96.75%。

　　结语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村。”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三农”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导致农民收入缺乏与社会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要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减少农民数量，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

　　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武侯等中心城区要在2007年实现城市化率100%。这一决策，旨在提高中心城区城市化水平，增强对整个市域城乡的带动作用。当时，武侯区城市化率约87%。在3年时间内，将有6.5万农村人口要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绝不只是户口的变更和居住地的转移，最重要的是要在二三产业实现比较充分、相对稳定的就业，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就业，成为他们能否成功地“脱胎换骨”变市民的关键一步。执笔人：成都日报记者高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