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的户口和印度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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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各自的高速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其实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各种差异之外，中印两国的发展有许多平行特色，特别是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近日两国内部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桩新闻，再次彰显了这一平行现象。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中国公安部29日召开了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制度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同一天，《纽约时报》从新德里报道：一项旨在增加和保障下层种姓在印度大学中名额的重要平权法案，被印度最高法院搁置。这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这一社会不平等弊端的一大挫折。

　　种姓制度代表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原来是雅利安人征服南亚次大陆后维持统治地位的需要。但是几千年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建国后有两项制度造成的世袭性不平等，却是“新生事物”，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政治种姓”，以及城乡户口代表的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种姓”。

　　这两项现代种姓制度，首先打击了中国社会最有创造力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村有产阶级。前一受害者通过“反右”和“文革”暴露无遗，后者却至今缺乏学者关注。邓小平的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造成的人才解放，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是城乡户口代表的“经济种姓”，却一直迁延至今，不仅继续阻碍创造“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更导致“同命不同价”的荒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资政2005年夏天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谈时敏锐指出：如果不走“文革”的弯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早就应该成为亚洲首强，而不至于到今天才因“中国崛起”而引起国际震荡。这真是一代政治家的金玉良言。

　　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谁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更会是决定两国谁最后赢得发展竞赛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低下的中国，城乡户口差别是广泛开发人才资源的巨大障碍。期望北京新近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能够加快中国现代种姓制度的早日消亡。(摘自《联合早报》，作者　于时语　本报有删节)